主持人 李周:
下面请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
宋洪远:
非常感谢,前面几位发言者都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书本身很有特点,这是名副其实的,我也同意。补充一点,这本绿皮书和白皮书比更多地反映了专家学者的观点。两个书结合着看,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借此机会谈一谈我的一点看法,前面的一些专家学者和领导都提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也不好解释,传统的原理解释不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本背景,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对问题和方法不好解释的地方。
农业发展有几个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生产方式的变化。现在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不同类农产品生产来看,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比方说,我们的粮、棉、油、糖这四类都是基础产品,都是大宗产品,现在基本上生产方式是按照为了产量的提高,通过工程的推进来实行高产创建。第二类是花果菜是园艺产品,和过去比变化特别明显,过去种菜是一片一片的,种花的也是,水果也是,现在更多的是设施化的生产、设施化栽培。人工方式的改变,把生产周期都改变了。第三,畜牧产品,特别是肉鸡和生猪、牛。我们再看水产品,特别是鱼虾蟹。这两类产品专业化、规模化的饲养非常明显。同是农产品,不同类别的农产品在生产方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两个影响:一是生产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去年和前年,我们的水产品和畜产品增长率是很低的,去年有两三个季度这两个产品是1点几的增长,有的是零点几的增长。你要跟消费结构一对比就知道,在这样一个阶段消费需求差不多这个水平。二是区域结构。往优质产区提供的趋势和形成产业带的趋势比较明显。
第二,经营主体。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主体变化很大,就是讲农户这一个事,分散的农户在减少,专业大户、家庭大户逐渐上升。统一经营层次,过去我们强调壮大经济,后来又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两个事国务院都有文件。另外两个是市场,是经营,是主体的东西,一个是合格证,一个市公司。两个经营层次在经营主体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对我们运行体制和关联方式提出要求。
第三,市场结构。为什么增产,供给增加你还打架,看看市场结构的变化,影响市场变化的供求因素,生产成本增加这一条,对农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吗?实际上是居高不下,今后我看也不会降,前面的产品都在涨。需求结构的变化,过去我们只强调人吃,现在还有马要喂,还有加工,现在做饲料喂动物是用桶,农产品加工是用汽车,不是一个概念。
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过去我们的生产确定我们的供给,你不减产你还增产,别人减产了,别人的需求增加了,它的传导作用明显增加。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由于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是两个特色,既有产品的也有金融的,一发展把这两个打通了,过去我们买一个产品是为了吃,为了消费,现在资本市场的钱过来买东西不是为了消费,是为了炒,绿豆汤可以治癌,绿豆是药,买药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不一样,这就是农产品的资本化。市场结构的变化带来两个影响,第一是供求形势的判断越来越难以琢磨了,你不折腾别人折腾。第二是市场调控,光是原来的观念让我们种粮,抛了粮食不进入市场价格肯定没有变化。
第四,技术条件。新品种,新技术,特别是农业的机械技术、化学技术出现以后对生产带来的影响非常大,一是可以突破原有的资源环境约束和限制提高产量。二是生产周期变化,一个肉鸡过去六七个月,现在几十天就可以吃了。猪过去13个月,现在是158天就可以出来了,周期的变化对市场变化有影响,这些东西都是基础结构带来的变化。
第五,政策环境。9个一号文件,还有很多国办文件和中办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五年编一本政策书。政策肯定要运行,肯定对发展有影响,政策环境的变化最后提出了政策法规怎么调,政策制度怎么完善。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样五个大的变化,生产方式、经营主体、市场结构、技术条件、政策环境,这可能是今后我们怎么样指导我们的市场发展,怎么样调控我们的市场,怎么样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背景。谢谢。
主持人 李周:
下面请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刘志仁研究员发言。
刘志仁:
第一,谈谈对这本书的评价。我是这本书的老读者,这一是本好书,越做越深,分析得深,有前瞻性,越做越细,越做越准。有些书预测很多东西,包括中央电视台请的评论员预测的东西,让大家感觉特别可笑,但这本书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方面很权威的书。撰写这本书的很多专家是很有水平的,所以说这本书越做越好。我常常对白皮书提批评意见,我2月底去日本,看到人家的白皮书叫《食品农业农村白皮书》,又有很大的变化,是大开本,分析得很细、很精准,针对性很强,希望绿皮书越做越好。
第二,谈谈形势。我觉得谈形势,特别是谈农村和农业形势要客观、真实、准确,特别是在当前社会浮躁的氛围特别强盛的时候,我们分析形势,这时候更要清醒、冷静、全面。像这样的研讨会,各个部门讲一讲自己部门面临的难事,大家进行讨论,我建议这个研讨会每个人发言最多10分钟,剩下的时间大家参与讨论,这样效果会更好。
我谈两个判断:一是农业发展后劲不足是当前的突出矛盾。这个事是我在参加“两会”时感觉到的,我已经列席了八次会议,唯一这次感到对“三农”的讨论、评论、议论的热度不高,武院长是人大代表,我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觉。我得出一个判断,是不是“八连增”、“八连快”掩盖了“三农”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应当划一个问号。“两会”以后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调研了四个省——安徽、山西、河南、广西,有很多能够说真话的老朋友。在几个省调研中都有这个感觉。经济在不断发展,农业产值在各地的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而“三农”领域的投入要不断增加,这本身就增加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有一个大的省原来25个百分点的产值,现在降到10%,他们说,“我拿不了那么多钱”。特别是地方人大代表讲,农业农村形势绝不像一些官员和媒体说的那么好,许多老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老问题交叉,加大了解决的难度,稍有不慎,农业的危险性将成为现实。12月27号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像气候因素、价格因素、国际因素、国内因素等等,我认为这倒是我们将来要密切关注的。
二是如何看待改革。我始终认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到这种情况,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改革是第一要务。最近十年农村改革应当讲是处在停滞的状态,两种倾向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以发展成果掩盖改革滞后矛盾,这个越来越严重,以加大投资的力度来替代改革,这个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增长,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年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我们把小平思想的这个亮点忘记了,讲两个“非要”,第一个非要在联产承包后退出人民公社,第二个非要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我们现在走了30几年,很少人提邓小平的第二个“非要”。
在农村改革方面如果不进一步往下走,我们掉下来或者是退下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今年要开十八大,我们正在做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研。举个例子,农业部是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做了很多调查、很多工作,最后成立了八个部门,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原来想在去年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宣布,结果不成,为了发展龙头企业,国务院又有一个文件,又经过了很长时间。
第三,三个关注点。一是关于农民组织问题。总体而言,中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国际改革,和房改、医改比较起来实实在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其中最大的缺憾是农民组织,把这个事情忽视了。这是由于恐吓症造成的。农村的很多问题都和农民组织有关系。为什么日本农产品的价格一直稳定,人家的制度建设远远比我们强。我们忽多忽少忽高忽低没法控制,日本掌握自上而下的团体组织,一年下来这个地方消费多少是有账的,误差率不超过10%,这样就好办了,我们没有。
全国人大曾经搞组织化,搞了多少年,1986年杜老去日本访问,回来向当时的总书记提出来要搞协会,后来杜老和小平同志讲:你讲的是个好事,现在有人反对,再等三年,大家都意见统一了就搞。杜老有两个让我们的后辈完成,如果在这方面不搞,其他的都是虚的文字。
二是如何处理好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问题,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资是在增加,从农民和农村的面貌来看,大家一目了然,这次两会期间总理已经宣布了,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教育缴费放在哪大家都在议论,农村边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吃饭那么困难,农村的学校和城里的学校,城乡差距是很大的。国家投资的重点还是重城轻乡,只有几个百分点的投资,肯定有问题。
三是农民工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严峻的一个课题。我2月份在日本讲,我们农民工甚至比你们的人口还要多。总理这次又讲,要关心“三留”问题,要给他们提供人文关怀。我们现在给农民工做事有些是很难,有的想让农民工在城里居住,农民工自己到北京来买房子、租房子很难,当前能做的事情要做,这方面政府要做更多的工作。“三农”的推进和现代化的问题,在整个制度建设方面和我们的发展水平是极不吻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农村六大制度的建设破题了吗?仍然没有破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 李周:
谢谢刘参事。下面请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宏观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微博)教授发言。
范剑平: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参加农村农业形势的研讨会,拿到绿皮书以后确实像历年一样,这20年来,每一本书我每一年都会很认真的拜读,学到很多东西。我和朱钢是同班同学,科班学农业经济七年,这么多年对农业农村的问题很关心,确实也研究得不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在今天拿到的书里,尤其是对第二章里面的观点非常赞成,就是对中国未来农业到底是基本组织形式是兼业农户还是专业农户还是公司化的农场。如果第二次飞跃的话,恐怕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摆在我们议事日程上来。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粮食“八连增”,农民收入增长很快,应该说农业自己跟自己比,这八年很不容易,我们发展非常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和我们国民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相比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农业经济的第一原理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这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是不管人类社会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农业永远是所有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一些小的国家可以把别的国家农业作为自己经济的基础,比如像日本可以把自己的自给率降到最低,像中国这种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来讲,我们只能建立在农业长足的发展基础上。现在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农业现在的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很多现代经济要素很难和农业很好的科学的结合在一起。现代农业的发展离开现代金融这个要素,离开现代流通这个要素,离开现代科技这些要素,它能够有非常长足的发展吗,现在我们以家庭经营为主,家庭经营基本上是处于劳动力正在被城市和农业相互争夺的一个关键的阶段,过去因为我们人口老龄化还没有到来,这个问题不突出,最近的五年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的老龄化比预想来得快,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到来。
在农村农业和城市争夺劳动力的过程中,农业是处于弱势地位。设想一下,将来即使我们把18亿亩耕地保住,但是没有足够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仍然是不能够提供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现象在我们国家很多农村正在发生,有很多地区,你去看,村庄里确实——过去说是老人、孩子、狗,现在连孩子都带走了,就剩下老人和狗了。土地保住了,前一段到四川,过去认为四川是劳动力非常富裕的地方,现在农业用地撂荒。中国本身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宝贵的土地资源因为农业的比较利益使得大家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出现撂荒。日本最后没有办法走了兼业农户的路。中国走不起,如果我们走上这条路再回来,对中国来讲这种弯路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所以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更关键的是如何把现代金融、现代科技、现代流通这些要素能够和农业嫁接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的第二次的飞跃。但是现在对于金融机构来讲,面对着这么多的农户,它没法儿给你提供金融服务,现在我们老是强调金融要为“三农”服务,我们也跟金融机构的人讲,他们说我怎么服务,就这么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又不是企业形式,将来如果能够变成专业农户就解决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家庭为单位不等于不能说用企业化经营,用企业化经营的专业农户既可以保留家庭经营方式在农业当中的独到优越性,又能够和现代金融要素结合。包括我们的科技人员,如果说是企业化单位为你服务的话有一个契约,也能够很好的为你服务。特别是现在的流通,我们现在的生产和流通相互隔绝,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价格大涨都是流通商赚钱,农民并没有赚钱,价格大跌受害的都是农民。这都从反映出来我们的农业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如果当年小平同志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互适应,毕竟30年过去,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大踏步向前,我们仍然还停留在这样的组织方式面前,出现我们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频繁的大幅度波动,甚至我们的农业问题干扰宏观经济的稳定,不断地以价格的形式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太薄弱了。
下一步我非常赞成刘老的想法,我们能不能解放思想,不能够说因为家庭承包是小平同志提倡的,我们就不能变,应该更快地实现第二次飞跃,让农业真正能够现代化。这样的话,中国可能才能够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以后,在城市和农村争夺劳动力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能够为农业留下足够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不会出现很多国家走过的弯路,最后农村中要是都变成劳动力老龄化,我现在很担心中国将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爆发的矛盾,除了一般讲的社会保障的问题以外,很可能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威胁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我很期望如果我们农村所的同志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多到基层去调研,看看中国能不能在这方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使我们农业真正成为现代化经济基础的一种创新模式。谢谢。
主持人 李周:
感谢武院长到会指导和全过程参与,感谢8位专家精彩的发言,对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有很多的启发,还要感谢绿皮书课题组的成员为书的出版做出的了贡献,还要感谢今天与会人员的积极参与。2012年《农村绿皮书》出版发布会和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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