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义：坚定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坚定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赵义 本刊特约撰稿人

从今天“正在发生的未来”看，非公经济实际上是构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民营企业退场论”的讨论很热烈。本来，这种观点经不起反驳，无论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还是党在新时代的基本路线，都不存在民营企业退场的问题。但为什么经不起反驳的观点，却能引起比较大的人心波动，这就值得深思了。

　　这与现在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显然是民营经济的主体）的困难处境有关系。不过，如今的处境到底是经济结构调整期带来的，还是不公平的竞争政策造成的，需要仔细鉴别，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有数据显示，在银行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中，流向私营企业的比例从2013年的57%下降到2015年的19%，而同一时期流向国有企业的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从2013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69%。具体数据是不是准确暂且不论，但国有企业在银行向非金融机构的信贷中占大头，却是不争的事实。

　　说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任何谈论民营企业地位下降的观点，都不能孤立和片面地去看。只要一个大型经济体的市场经济体制足够灵活和多元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地位就不会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视察的时候就指出，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现在的改革举措很多就是围绕如何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对这一点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加信心。李克强总理视察浙江的时候也指出，要进一步降低重大项目的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通过政策措施的推行和引导，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出访当中，还特意对出访国领导人提出，希望更加发挥商业化原则，吸引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前来投资。

　　这里的关键词是“信心”，不要犹豫、彷徨。同时，总书记对民营企业提出了要求：发扬好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聚焦主业，心无旁骛。民营企业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对政商关系、对国家经济安全等的要求，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为了发展就去冲撞底线和红线。盲目上摊子的扩张之路也行不通了，不能指望还能获得信贷的支持。提要求，并不是说明地位就下降了，其实对国有企业的要求更多更高。

　　今天认识非公经济的地位，还有更大的背景，那就是以中美贸易战为主要标志的，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动。以前我们肯定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从特殊国情的条件下（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等）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说的，最后形成宪法法律和党的基本路线里面的规定。从今天“正在发生的未来”看，非公经济实际上是构建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

　　10月16日，国资委发言人彭华岗说：我们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这段话实际是两重意思，后面一句是针对美加墨自贸协议的“毒丸条款”、B20关于国有企业扭曲竞争的议题等等事件而说的。而前面一句更多的意思是不会在规则上歧视非公经济。

　　几乎与此同时，易纲行长也在一个国际场合正式提及“竞争中性”原则：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的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和如何对待民营企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竞争中性”原则不是泛泛的“一视同仁”，而是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大致内容包括：在国企承担公共服务或者公共政策职能的时候，对其成本的补贴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在税收、监管、政府采购等方面平等对待国企和其他企业；在国企债务融资方面，保证国企不会受益于国家的显性或隐性担保；在国企股权融资方面，国家作为股东要求国企提供与市场回报率相当的国有资本回报率（因为注资而不对回报率提出要求，也被视为变相的补贴）。

　　可以看出，真要按照这些标准去做，那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比如说有的央企实际上承担了公共服务职能，但其“补贴”形式并非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自己进入房地产开发，通过卖房子的利润来“补贴”另外的职能。但无论怎么说，“竞争中性”原则能往前推进一步，那么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就会扩大一些。

　　面对国际经济大变局，领导层显然做好了“自力更生”的思想准备。这更是离不开非公经济的力量。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贸易战悲观论调不靠谱》中指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是应对冲击的稳定器。其中特别提到了外媒发现的一组数据对比：从2013年到2018年，全球前20大互联网企业从此前的中、美、日、俄、韩五分天下，已变成了现在的中美双雄争霸，目前中国拥有9家全球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与美国几乎平分秋色。众所周知，这里说的“平分秋色”的力量主要是民营企业。

　　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钟经文说，中国经济有韧性有底气有后劲。韧性、底气和后劲来自于哪里？说千道万，归根到底，是来自于包括民企在内的强大的企业力量。因为无论市场回旋余地大也好，内需拉动力强也好，人力资源丰富也好，最终都主要是以企业的形式进行商业化，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自从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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