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平：新一轮银行不良贷款高潮即将来临

　　□实习生 刘艳 本报记者 木佳

　　“此次央行加息反映出来的是貌似经济总量的问题，实际上是结构、体制和制度问题。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经济体制和制度问题就会越凸显，矛盾的恶性循环就会越来越严重。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行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就比较有效”。这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戴金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指出的。

　　戴金平先分析说，对于此次央行的加息，我们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该更多关注加息背后的问题。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有和外资投资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其它微观行业政策紧密配合，才能有效抑制目前结构失衡的问题。目前所谓的经济过热，准确来说不是总量过热，而是结构性失调。目前的投资过热，实际上是几大产业投资过快，比如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有数据表明，它们的增长速度已超过40%，其中包括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这些产业增长速度过快，而且行业中出现的无效投资、浪费投资现象比较严重。另外，由于近期发现的新油田，对石油的开发增快也是原因之一。这些行业的增长把整个投资指标提了上去。因此，目前经济结构性矛盾大于经济总量矛盾。经济过热是由于巨大的结构性失调导致的结果。

　　戴金平认为，由于结构失调导致的经济过热，如果单纯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肯定很差。从目前的效果上看可以证明，近期动用存款准备金调整这一宏观调控手段，可见货币紧缩的意图相当明显。但存款准备金调整对银行的流动性没有多少影响。从银行的运营状况来看，信贷投放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即使资金成本有小幅度的提高，也根本不足以抑制投资需求增长。就像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又遭遇极大挑战。

　　戴金平说，目前，一个有效的政策手段，应该是“一揽子政策组合”，即是货币政策和其它政策的组合。她认为，首先，需要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套。产业政策是除了货币政策外的一种结构性调整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完全市场化，一直有计划经济在起作用，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很重要。政府的导向会对整个的投资结构和投资冲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种密切结合。换句话讲，发改委或其它部委与央行的一种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发改委可以制定出来需要控制的几大类产业，央行需要做的是对这几大产业的贷款如何去控制。贷款成本的调整可以基于这几大产业去做，包括窗口控制也可以根据这几大产业去做。

　　当然，外资政策也是配合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过快是形成外汇储备过快的重要因素。我们对外资企业长期实行超国民待遇，给予外资过多的优惠，但现在有些外资企业进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因此，外资的优惠政策需要调整。中国加入W TO之后，应取消超国民待遇问题。近半年来，

商务部开始逐渐减少优惠政策，使外资的过快进入得到了合理抑制。但还应该加大力度，实行统一国民待遇。这是缓解外汇储备压力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应该得到加强利用。

　　谈到

汇率政策，戴金平强调，我们要进行

汇率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而并不是要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的重心应放在汇率制度调整上，汇率水平的调整应由市场来决定。我们改革的思路是要加快人民币市场化的进程。从原来的“钉住美元”到后来的“参考一揽子货币”都是推进人民币市场化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应看到，一个制度的变革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如果太快会引起震动，导致很多风险。因此这就很难用制度的变革来解决我们现在的燃眉之急。由此，人们就会对汇率水平调整的呼声变大，但这需要我们考虑，汇率改革到底能对目前的投资过剩起多大作用？

　　戴金平指出，汇率水平过高幅度的调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牵涉到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利益，尤其是一些出口部门，有可能引起出口的紧缩。而出口行业和就业问题相联系，这是我们特别要顾虑的问题。评价一个成本受益的时候，不应该单纯说汇率上调以后，出口量多少，而应该看到背后的社会利益。这样一个非直接的成本，在进行汇率调整时必须要考虑到。而做小幅度调整意义不是很大。因此所谓用汇率政策来缓解宏观调控矛盾，是不合适的。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应该把目标放在制度变革这一方面，把汇率的形成更多的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央行现在更多地是应该做好“钉住一揽子货币”。从央行目前的操作上看，央行实际上的动作与表

　　面的承诺还是有差距的，他们并不像承诺的那样“钉住一揽子”，而还是“钉住美元”。因此，央行应该好好做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增加透明度、制度明晰化，让微观行为者与政策调控者的目标相一致。如果政策很不透明和明晰，让大家没法预期，这就很容易导致混乱。

　　同时，戴金平又指出，和宏观政策改革相对应，更应该加强行业改革。尤其是银行产业的市场化问题。中国的银行体制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体制，银行还是靠国家生存，不良贷款的出现还是国家在承担。无论政策如何调整，银行都会把风险完全转移给老百姓，转移给投资者，这都根源于目前国家的严重的保护银行的政策，因此我们要加快银行体制改革。

　　戴金平预计，这一轮调控之后，立即凸显的就是不良贷款问题。新一轮的银行不良贷款高潮又将来临。近几年，我国投资结构过度地加大银行信贷的间接投资比例，使银行的资产越来越大。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调是导致目前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在后五年里，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则整个金融风险就无法释放，连带国家的宏观调控就无法做彻底。

　　戴金平最后强调，加息并不能解决我们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而加快结构调整，进行制度改革，才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