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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玉宝 田予冬
北京报道
太原的晋祠和长沙的岳麓山，向以文化厚重著称，但在深圳大鹏湾海风的吹拂下，都转为一段弥久的苍茫。这对从深圳市长，转任湖南省副省长，再至山西省委副书记和候任省
长的于幼军来说，颇堪寻味。
于幼军是学哲学的，他以向南的哲学观为湖南寻找了发展的坐标，这就是积极融入“9＋2”泛珠框架和高调赴香港招商。
但山西与湖南不同，在以票号为最终代表的晋商一度百年辉煌之后，山西便由商贸大省转为能源大省。“山西与湖南、深圳相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对于幼军来说，是更大的挑战。”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马敬仁教授说，不仅如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山西首先要融入的中部经济崛起这轮大潮中。
深圳或许是答案。7月1日，于幼军首次在山西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亮相”时称，要把深圳等地的工作所得和山西的实际结合，推动山西的发展。
于幼军的新机会
7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于幼军在台前正式亮相。
事起于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免：田成平转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原山西省省长张宝顺任山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副省长于幼军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了中央的任免决定。
会上，李建华代表中央对于幼军的主要评价包括思想解放，接受新事物快，有开拓创新精神。
而于幼军的开场白自然切中肯綮。“把广东、深圳和湖南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工作体会和好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方式方法与山西的实际结合起来，以宽广的视野来思考、谋划、推动山西的发展，推动山西的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促进山西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显然，这正是山西目前迫切需要的。
“山西是能源大省，环境破坏严重，管理滞后。如何实现和谐发展，难题很多。”马敬仁称，加之，贫富差距较大，资金相对匮乏，都是制约山西发展的因素。“这对于幼军来说，是一种大的挑战。”
一位在山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称，期望新的省委、省政府班子，除了做好各项工作外，特别重要的事情包括：一是大力减少矿难事件；二是山西的一些城市环境污染在全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要尽快治理。
然而，山西的问题并不全在自身，其根本问题还是要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尤其在中部崛起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所长王宏英称，从中部崛起这个概念来说，山西比较特殊，因为中部六省大部分是农业省，而山西早就开始了工业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中，其中有18个项目是在山西建的。
他分析，在中部六省中，山西是目前利用外资最少的一个省，现在山西省正在大力提倡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而这个“新”，就是对外开放。“中央调于幼军作为山西省的领导，我想是‘南风吹来’。于幼军的理论水平大家都比较认同，再加上他在深圳和湖南的工作经验，不论是从开放还是改革方面来讲，他都会给山西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我们也有期盼。”王宏英说。
期望在耳，重任在肩。中央对于的新任命，于幼军能给山西带来什么，似乎要从于在湖南和深圳的任职说起。
湖南向南的哲学
2003年5月，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于幼军空降湖南，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当年6月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而在一年前，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则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书记。
从深圳调于和从上海调孟，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意欲发挥沿海干部的优势，推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有融湖南于珠三角、融江西于长三角之意。
事实正如此。在江西积极对接长三角之际，履新不久的于幼军也开始了湖南向南的战略构想。第一个举措就是带队参加在深圳召开的第五届“高交会”。借助“高交会”平台，于幼军还召开了2003年湖南(深圳)投资洽谈会，省级招商洽谈项目达938个。
于幼军当时称，将主动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积极承接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自觉融入华南经济圈，加大力度推动湖南与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
同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刚一提出泛珠三角“9＋2”战略，于幼军几乎是第一个站出来响应，并称，要把湖南建设成为“9＋2”区域合作的产业转移基地、劳务输出基地、休闲旅游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
于幼军说这番话的底气是湖南是资源大省。湖南北靠长江黄金水道，南临广东沿海，是“沿海的内地，内地的前沿”(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过渡带)。湖南各种非流动性经济资源综合优势度在全国位居第8位；更以粮食等农作物位居全国重要地位，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
贯彻这一思路，于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软环境治理，于将此举戏称为“打扫门庭，开好菜单”。“打扫门庭”即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开好菜单”即全面开放投资领域。具体事项包括加大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减少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整治市场秩序，营造诚信市场等。
2005年5月31日至6月3日，于幼军带队来香港举办“2005年中国湖南(香港)投资洽谈活动周”。整个活动周，湖南共签定合同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协议项目329个，总投资76.53亿美元，引进外资62.97亿美元。
应该说，于在“湖南向南”的经济哲学命题上一直在寻找有效结合点，并找到了部分答案。但其役非短时间可期，于在湖南也就短短两年，也许，从任职稍长的深圳或能找到于的另一种思路。
深圳答案？
于幼军于2000年中调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此前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上做了6年。
“于来深后，在基层选举、审批制度改革，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改革等方面都有创新。”马敬仁说。
而让马敬仁印象较深、接触较多的还是于幼军在行政三分制的尝试上。
十六大报告提出，“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随即，中央编制办公室选定深圳作为试点改革城市。于幼军是试点工作负责人，而马敬仁则是深圳试点改革方案起草人之一。
“于幼军是学哲学的，在工作接触中感觉他思路很清晰，做事实际，有很强的改革意识。” 马敬仁说。
“在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主导的行政改革中，其成功与否有一点很好的例证。”深圳市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称，在非典时期，深圳较快较好地建成了应急指挥系统，这包括集中医院，应急处理；集中呼吸道科专家，直接对市领导负责；启动与外商的远程商谈系统等等。“深圳54例疑似感染者除1人外，均转危为安，这证明深圳政府公共管理转型是成功的。”
而2003年初，于幼军和《深圳，你被谁抛弃？》网文作者的对话，至今仍被称道。
在是次对话中，于幼军坦释“抛弃”，深圳的发展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政策优势、区位优越减弱的情况下，深圳要高起点、高标准发展，面临着“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的态势。同时，深圳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加入世贸后，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取向发生了变化；二是深圳经济结构的变化；三是深圳面临向现代化大城市迈进的转折时机。但于又称，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是场对话，是深圳民间思想活跃的一个标志，而于幼军的表态，也使深圳市政府更加务实地启动诸项改革。
自然，作为经济外向型城市的深圳并不是山西的坐标系，但梳理于幼军的作风或能预示一个什么样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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