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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刊决定把“寻找中国技术”作为一个贯穿全年的连续报道的时候，一种有趣的商业历史观提醒我们：若想发现中国技术，首先要明白中国技术的原始来路。在这一点上，没有比再一次观摩那些跨国豪强们的创新模式作为我们这个年度报道的开篇更加合适的了——在技术的层面上，这些豪强本身就是曾经的后发者。
而如今，在中国企业迫切实现技术创新的愿景面前，我们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各种专利获得量排名中，以苹果、佳能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牢牢占据着最前列。这使我们认识到，他山之石，或许才真的可以攻玉。
为此，本刊紧密围绕数家著名跨国企业，并结合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为我们的创新之旅首先介绍了5种创新路径：修补式创新(丝宝)、结构性创新(苹果)、落后技术再颠覆(UT斯达康)、破坏式创新(佳能)、集成式创新(华旗)。希望这些创新路径能给中国企业以参考。
创新模式：后来居上是一种成功品质
“在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会用某一特殊的名词来说明在那一时刻发生了某一事件，公众的意识也随之改变。”当年美国商业史学家约翰·戈登在《美国传统》杂志的专栏上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他一定无法预见“中国崛起”作为“某一个特殊名词”在几年之后的横空出世。实际上，若以商业史的眼光来检索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链接，你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特殊名词”，比如中国制造、中国设计乃至中国创造。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仅仅一字之差但含义却是天壤之别。有网友调侃道；如果后者是智多星，那前者就是脑白金。几年前，当国人兴致勃勃地把“世界工厂”这顶帽子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某种失传已久的帝国荣耀感再次油然而生。那时，纽约曼哈顿富人区的美国大款们穿着山东半岛上某家乡镇企业做的袜子和内裤；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某个偏僻山村的居民看着四川盆地里某家大型国企生产的电视机；巴黎红灯区的老板娘们使用着温州制造的打火机……总之，那时我们自以为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商品像救灾物资一样持续不断地投放到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制造似乎已经法力无边。
但是，当郎咸平说这个世界工厂的利润只有2%～5%的时候，你可以怀疑这个估算的准确性，但不能忽视问题本身。毕竟“中国制造”四个字更多地表明了产地属性而非专利属性。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以及零部件的整合者，商品里蕴藏的却是别人的脑细胞，而这种“脑细胞”几乎就可以说是剩余价值的全部。
“美国创造”里的“日本创造”：模仿创新
上世纪那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表现给人一种要买下整个美国的感觉，但很快，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美国人不仅创造了极具时代特色的产品，更创造了微软、Google式的财富增长极。正是这些朝气蓬勃的美国公司塑造了我们这个“平坦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是这个信息社会的精神家园。
彼得·德鲁克说，是创新，是创新让美国企业再次领行世界。事实上，无论是Windows系统还是英特尔微处理器，它们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它们本身的创新平台决定了这些东西只能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他国。当盖茨决定在PC机领域实现突破的时候，IBM的大型机的年龄比他还大，而当IBM在大型机领域获得垄断的时候，计算机作为一个行业在美国早已存在……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根本不存在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生产汽车的商业传统，更不存在发端于十八世纪的企业文化。如果用我们最近三十年走过的路来超越西方国家三百年走过的路，显然不通常理。一位在全球市场打拼的中国企业家说，在创新这个领域，中国企业不属于“首发阵容”，而仅仅是一个后发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创新，而是该如何创新。
后发国家如何体现自己的后发优势？一位学者指出，日本的两次腾飞证明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有多大。十九世纪中期，当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正值世界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因此日本迅速地吸收了两次工业革命的精华而一跃脱亚入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几乎无力回天的时候，它又赶上了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日本这两次腾飞的助推器，都毫无疑问是那些勇于创新的企业。
以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例，日本企业取得的很多专利，实际上都是“原产”自美国，但它们通过模仿和技术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比如美国杜邦公司用11年时间，花费2500万美元研究成功的合成尼龙的工艺，日本东丽公司通过外贸协定，花了7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个专利，仅用了二年时间就投入市场；曾给日本索尼公司带来巨额利润、一度风靡全球的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是索尼花2.5万美元从美国引进该项技术开发成功的。这就是模仿创新。
家电与汽车的双重隐喻：自主创新
其实，并不是市场上每项技术或产品都是能够模仿的，比如说我们一度认为是自主品牌的家电产品，产量的庞大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真实水平。根据公开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对最大的电视生产国：境内共有68家彩电企业，年生产能力8660万台，实际年产量7328万台。然而，超过7000万台电视机所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竟无一片“中国芯”。因此，在模仿的同时，最不应该丢掉的就是自主创新的能力。幸运的是，在这方面，我们的耳边也并非总是坏消息。
3年前，当福特汽车在中国西部开设第一条生产线的时候，它配备的是福特在菲律宾工厂年产2万辆轿车的生产线，而汽车的款式设计则来自福特位于印度的工厂。然而，到了2005年冬天，当福特汽车在隔壁建立第二家工厂的时候，其配置却几乎与福特在德国西南部技术最先进的萨尔路易斯工厂一模一样，新生产线将同德国工厂一样制造小型车福克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因为他们正在面临着来自吉利、奇瑞和力帆等中国品牌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根据咨询机构亚汽资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占领了28.7%的中国市场份额，属多年来首次，领先于日本品牌的27.8%、欧洲品牌的19%、美国品牌的14%和韩国品牌的10.3%。
虽然从质量和性能方面看国产汽车品牌与国外汽车巨头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多年来坚持自主创新的这种势头已经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馈。这可能是最为艰苦的一种创新模式，但它也是回报最大的一种模式。
除了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还有一种创新叫合作创新。但是，就创新模式而言，它与前两者的界限很难划清，因为很多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都是可以通过合作实现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彼此”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与“共赢”。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这个语境之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优势已经完全押在了我们对创新模式抱之以何种姿态的意识上了。
寻找后发者的成功秘密
诚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经历了先市场后技术欢喜和苦痛之后，很多本土企业不得不陷入一个受制于人的新困境：由于核心技术与生产标准已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国外企业先是“放水养鱼”，然后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下，通过收取各种专利和标准税费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限制、垄断的目的。有数据显示，技术壁垒给我国带来的损失每年超过450亿美元，近60%的出口企业曾遭遇技术壁垒。
不管我们能不能面对，作为后发者，我们已经无路可逃。
美国经济史专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一书中说：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可是连续性并不排除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对于蓄势待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这一跳跃，并非痴人说梦。因为正是那些功成名就者在不断提醒我们，后发者完全可以成为旗手：IBM并没有发明电脑，电脑是兰德公司(Speny—Rand) 所发明，然而IBM是第一个在潜在顾客心中建立电脑位置的公司；第一家冷冻干燥式咖啡的名称是麦星(Maxim)，但真正成为领导品牌的却是雀巢公司的状元咖啡(Tastere’sChoice)……
所以，在我们超越之前，不妨以一个后发者的姿态，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些如日中天的商业巨子们是如何敢为天下先的。或许，多年以后中国企业的成功秘密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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