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与她的影子幕僚

　　“吴英是不是遇人不淑？”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回答道：如果劝她有用就好了。

　　老吴是东阳歌山镇西宅村一做小型建筑工程的本土老板，也就是俗称的“包工头”。看得出来，老吴比小吴更适合酝酿东阳商人的这块土壤，处事不惊，但也遇事不吝。所以，现在出来应付媒体与律师的，多是老吴。

　　吴英本人中专学历，略学美容，即开始自家小本经营店铺。后来，吴英从东阳走到了义乌，再从义乌回到东阳，其旋风般的速度，让其老父为之瞠目。

　　故事，肇始26岁的吴英有着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交际圈。

　　记者问老吴：吴英是不是遇人不淑？老吴一脸严峻，点头。

　　期货马老师

　　据吴英的丈夫周洪波介绍，吴英炒期货确有其事，“亏过，也赚过，结算下来赚得多”。

　　吴英期货启蒙老师被称为“马老师”，供职于上海一家期货公司，但至今没有媒体见识过其庐山真貌。只传闻马老师是杭州人。

　　现在看来，吴英与马老师的结识是一种“历史性的机缘”。

　　2006年3月，诸暨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工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

　　该担保公司的孟姓总经理介绍了这位马老师与吴英认识。

　　但另有一种说法，此前的2005年底，吴英涉足毫无经验的期货，马老师已是吴英的期货“老师”。2006年6、7月份，吴英干脆聘请马老师到本色集团上班，坐镇现场。

　　在周红波的描述中，期货的刺激彻底征服了吴英。吴英以夫妇俩之名，在位于杭州保俶路的一家建设银行分理处开户，资金直接从东阳建行汇过去。投资的品种主要为铜、锌和橡胶。

　　周洪波描述当时认为期货赚钱非常容易，以他名义开户的账户资金进去300-400万元，出来的时候一天竟达到了700-800万元。当时铜的合约，主要是买涨，高峰时期，两个人赚3000—4000万元，“疯狂时候，她就盯着电脑，叫我们不要来烦她”。

　　周红波称，吴英做期货是赚钱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更多的资料证实此事。

　　而这位“马老师”是直接帮吴英操盘，还是仅做投资建议，只有吴英本人知道。

　　表哥来自义乌

　　这个称呼并没有实质上的血缘关系，却是有着资金上的纽带意义。

　　表哥名为林卫平，大约40多岁。目前也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据周红波介绍，吴英称林卫平为表哥，林卫平原系义乌市文化局干部，后辞职下海经商，在义乌市区开了家名叫小山的宾馆，该宾馆对外称是吴英的概念酒店的连锁店，并且支付了吴英30万元的管理费。

　　据吴英家人说，表哥是吴英事业飞黄腾达的“指路明灯”之一。吴在义乌的融资渠道，有些是林卫平搭建的。林的生意圈中有不少义乌的老板，给吴英制造源源不断的资金供应链。当然，其利率也是相当可观的。迄今为止，尚没有证据证明林与涉嫌“绑架”吴英的杨志昂等义乌商人有融资关系。

　　吴英的丈夫周红波称仅见过林卫平一次，当时正是吴英出事的前一天。当时林卫平找到吴英家人主动说，要想办法先把集团人员工资发掉，安抚员工，“我会想办法搞一笔钱来”。次日，林卫平也被刑拘。

　　干姐徐玉兰

　　徐玉兰在吴英的生意圈中颇有影响。她在东阳城区开了复印店及一家寄售行，其丈夫笃信佛教。据其家人描述，徐玉兰心地善良，曾经帮一些人筹集资金。

　　徐玉兰的女儿表示，“我母亲徐玉兰与吴英很久前就认识了，并互称姐妹，认我妹妹吴晓丹为干女儿，关系一直很好。后来吴英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我母亲借款。作为好姐妹，我母亲义不容辞，就分多次借给吴英数百万元，自己的钱没了，我母亲又以个人名义向亲朋好友借款资助吴英，以帮助其摆脱困难。”

　　吴英之事爆发后，两家的关系开始微妙。吴英的家人表示，吴英是向朋友借钱，但至于朋友的钱从哪来，并不知情。

　　徐玉兰的家人却认为，吴英巧妙地利用了姐妹的亲情和信任，致使徐玉兰上当受骗。为借款给吴英的事，徐玉兰夫妻俩还吵过好几次架，因为徐的丈夫当初感觉吴英的投资模式太理想化，有问题，“我们是非知情者、是受害者”。

　　据徐玉兰家人说，吴英出事后，曾经与其发生过1300万借款纠纷的浙江丽水姓王、姓吕的债权人上门来，对徐玉兰家人一再表白，“我们不会害吴英的，此事与我们无关”。

　　徐玉兰家人说：谁知道？

　　吴英融资关系之脆弱，由此可见。

　　高管：同学与朋友

　　2006年4月本色集团及其子公司相继成立，吴英引进了大批人，其中称之为“最可信赖的高级幕僚”的，包括吴英初中同学金华芳以及金华芳的丈夫方鸿。金担任了董事长吴英本人的特别助理，而方鸿则担任集团总经理。

　　“这两人……”吴英父亲老吴谈起时，作冷笑状。据家人称，方鸿早期从事期货并忙于炒股票，而金华芳在照相馆做接待工作，后到外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任副总。

　　方鸿与金华芳夫妇一直称“不要钱帮吴英”。但据吴英家人称，这两个人在东阳及与吴英一起外出的费用，均是吴英报销的。

　　这两位空降的“高管”，在吴英大肆、激进的投融资活动中，起着什么作用，尚不得而知。

　　据吴英家人说，2006年11月，“这两人突然离开”。

　　记者拨打方鸿两夫妇的4个手机号，或者关机或者停机，截至完稿时，终于拨通了方鸿手机。

　　方鸿称，我们离开本色是与吴英打过招呼的，不算不辞而别，其理由是“被驾空了，没有什么作用”。

　　而记者联络曾被吴英重用过的本色集团副总经理蒋辛幸(总经理方鸿离开后代行总经理职权)、集团副总兼财务总监吴喆等高管，要么手机停机，要么表示不认同吴英的投资策略及风格。而他们均为吴英本人或是其丈夫的同学与熟人。

　　记者拿到本色集团的一份员工名录，粗略统计有774位部门管理人员及正式签约员工，其一般员工月薪为800元—1500元左右，部门总经理约年薪10万左右，对一些技术专才最高年薪达12万，主管从3000元—1200元不等，完全不似外界传言的“本色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连保安也有月薪2100元”。

　　本报记者亲历东阳寄售行

　　这是一道奇异风景线。

　　走在东阳市区街头，随处可见各种称呼的寄售行，“胖子寄售行”、“小弟寄售行”，最密集的地方，每隔三四米就有一家，整条街上密密麻麻竟有15来家。

　　“寄售行的门面比典当行大，比银行网点还多。”当地一名典当行的负责人如此陈述。

　　就在2006年，因为民间借贷需求踊跃，寄售行数量一度猛增。据介绍，在金华地区，寄售行共有500多家，其中市区就有258家，而在东阳市区，就有138家。

　　泛滥的寄售行滋生乱相。当地一些金融界人士称，部分寄售行已“变味”，甚至摇身变成“地下典当行”，以高利回报非法集资，甚至偷偷发放贷款，有的甚至成为销赃的场所。

　　记者试水——百分之百超范围

　　3月18日，东阳市区某寄售行，记者将一只手机融资急用。店里一名工作人员打电话咨询一番后，回答说：“可以借200元，日利率1%。”

　　3月10日，在东阳双岘路某寄售行前，记者又将一辆小汽车要求典当1万元，融资期限为10天。寄售行负责人仔细观察了汽车后，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和汽车行驶证，然后答应发放1万元，每天利息为50元。

　　东阳的大街上，不少寄售行的门口张贴着“当”、“经营汽车、房产融资贷款业务”等广告，非常醒目。

　　实际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条文，并不允许寄售行经营机动车和房地产，不允许经营黄金、铂金。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委托、寄售商店，不得收购或者寄售金银制品、金银器材”。

　　而在现实中，寄售行存在较多的超范围经营，其实相当于典当。

　　根据当地一名典当行的负责人介绍，根据当地寄售行市场行情，一万元借贷一天的利息高达30元到70元不等，比银行同期同类利息高出20至40倍。于是，一些居民把闲钱交到寄售行赚取高额利息。甚至，一些人士还到银行贷款资金放到寄售行赚取利差。

　　比如借1万元，扣除10天利息500元，实际拿到手的是9500元，如果10天后还要续借，就必须来交500元利息，逾期不还或者不来办理交纳利息的手续，这辆汽车就要被卖掉。

　　而且，一些曾经在寄售行有过融资经历的人士透露，在这些寄售行里，融资非常方便，办理手续只要凭“典当”人的身份证和汽车的行驶证即可。借条上需要填写的内容有借款额、借期、抵押物的名称、借款人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等。但利息一项不能填写，可直接从本金里扣除。

　　“由于寄售行的爆发，在当地的融资能力非常强大，一家寄售行数千万元的资金五天内就可筹得。”当地一名对寄售行有过调查的政府官员介绍，“寄售行从事着与典当行一样的业务。”

　　除了放贷，部分寄售行还高息拉存款。据《金华日报》报道，不少寄售行都在从事融资和高利贷业务。其中引述的例子是，寄售行老板通过朋友向当地居民借8万元，一个月利息是3分。

　　据东阳市一位政府人士介绍，前些年，寄售行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早有凸现。

　　东阳市浦江一家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40几辆小汽车都有被“典当”。据介绍，这些被典当的汽车往往是赌徒租去的，他们在输钱的时候就把这些汽车抵押到寄售行借高利贷，如果翻盘了，就拿钱回来归还，如果继续输钱，就跑人。

　　非常规繁荣——利率游戏

　　“寄售行这些做法都属于违规操作”，当地一名政府官员介绍，“寄售行违规操作的危害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时候。”

　　资料显示，寄售业务是指民间委托代售的中介行为，寄售的商品仅限于日常生活资料，售出后，寄售商扣除佣金和其他费用后，将货款交付给寄售人，这是商贸范畴的一种中介行为。寄售行不得从事典当业务，更不得进行融资业务，否则就属于无证经营。

　　东阳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近两年来的金华市区寄售行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开办寄售行准入门槛低，二是受高额利润驱使，由于大多数寄售行都在从事非法典当或金融贷款业务，月利率高达10%，甚至更高，加上成本又低，利润非常可观；三是金华地区社会游资丰富，有的企业或私人老板在房地产及其他行业赚到了钱，纷纷投向寄售行；四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后，紧缩银根，各商业银行普遍压缩贷款指标，造成企业和社会资金一时紧张。

　　但这种变异的融资向恶性演变，目前已经成了当地区域金融和社会治安的严重隐患。2006年11月金华市对该市的寄售行展开了整治工作。

　　但更深的问题在于寄售行的审批和运作成本相当简单。

　　寄售行注册资金一般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规模较小，不需要前置审批，可直接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即可设立；典当行注册资本金最低为300万元，多的达上千万元，作为国家控制的特许行业，设有专门的主管部门，成立前需经主管部门和公安特业部门的层层审批，获得经营许可证后，才能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寄售行可以方便老百姓，但是缺乏规范而违法经营，则很可能成为民间金融的隐患。”

　　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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