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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胡同捷
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中要着重抓好的首要工作。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2005年的宏观调控工作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那么，在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中，我们如何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手段，成为社会各界以及广大读者热切关心的问题。就此问
题，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市场机制不完善使行政干预不可或缺
“我仍然赞同目前政府适当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做法”，林毅夫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利率调节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就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
对此，林毅夫以2003～2004年的这一轮局部投资过热为例进行了分析，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2003年投资增长速度很快，增长率达到了27.9%，全社会投资增长规模也从2002年的4.3万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5.5万亿元，增长1.2万亿元，与此同时，2003年的银行贷款增加达到2.8万亿元。两个数字对比一下，含义是什么？含义就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投资项目用的全是银行的钱。不仅新增部分如此，就连过去的4.3万亿元投资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的是银行贷款。而到了现在，不论是房地产、汽车行业，还是钢材、建材行业，上马的绝大部分项目90%以上的投资都是来自银行信贷。像大家熟知的“铁本”事件，对其在宏观调控中受到的处理很多人有不少的同情，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先不说它将来计划投资要达到的100亿元，就连当时已经建成的28亿元投资中，其自有资金也只有2亿元而已。也就是说，它90%以上的投资是靠银行贷款来的。由此就会出现下列情形：“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项目赚了钱，它还本付息就有了保证，但如果不成功，其比例很小的自有资金很容易就可以抽走，而全部亏损都由银行去“埋单”。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利率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其次，在这些过热的行业中，项目的投机性很强，其预期回报率是非常高的。按照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当时钢材和房地产行业涨价的那种方式，很多企业家都认为，项目建成后投资回报率不是20%也不是30%，而至少是50%甚至100%或更高，很多人认为一年里面就能连本带利全收回来。在如此高的预期回报下，利率调整能起多大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奥妙体现在银行家身上
在美国，一般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一般是在市场需求疲软、生产能力过剩、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通过公共财政的直接支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增加需求，这是财政政策的一般做法。而在更多的情形下是运用货币政策，利用货币供给的变化和利率的高低来调整投资和消费：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美联储就会调高利率，投资成本的增加带来投资量的减少，而储蓄利率的提高则带来储蓄的增加和消费的减少，经济就会冷下来。反过来，经济比较冷的时候美联储就会降低利率，投资即随着成本的下降而增加，储蓄意愿减少，消费意愿上升。
这样的调整在美国可以实现，但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目前也依靠这种通过利率调整的手段来影响存贷款利率，企业投资真的会像美国那样随之调整吗？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现阶段政府宏观调控到底用什么手段，就很难判断清楚，并会引来很多争议”，林毅夫说。他认为，在国外像格林斯潘这样的中央银行家确实是在用利率调控经济，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即使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银行贷款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最主要的经济学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即银行贷款不能靠市场的均衡利率来调整。
“银行贷款利率一定要低于市场的均衡利率，然后让银行家用‘看得见的手’来挑选项目”，林毅夫强调。其原因是，如果银行利率完全靠供给和需求来调整的话，必然造成投机性越强的项目它可以付的利率越高，因为它预期的回报率很高，如果它赚钱，付给银行的利息可能是10%或20%，可是它亏的时候就会破产，银行到时候连本金都收不回来。银行资金源自储蓄，必须按时还本付息，所以银行先天是不能够承担太多风险的。这种风险承担的不对称性必然造成即使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利率也是低于资金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利率的。
林毅夫认为，必须把银行利率压得更低一点，使投资项目的贷款需求大于银行能够给予的资金规模，从而形成银行信贷“供不应求”的格局。只有在这种格局下，银行家才能够根据非市场价格因素来挑选项目。比如，企业来借钱的时候，银行就可以考察它过去的信用怎么样，它项目投资中自有资金的比例怎么样，它的这个项目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前景怎么样，之后，银行再根据这些情况把贷款项目作一个“排队”，从风险小的、自有资金比例高的项目依次排过去，从中挑选好的项目。最后，银行给的利率一定是低于市场上的均衡利率。
“只有在这样一个银行家用‘看得见的手’来挑选项目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才有可能用利率的高低调控宏观经济的供给需求以及投资的意愿”，林毅夫说，“这是因为，如果投资意愿很低，中央银行就会调低利率，原来在银行家‘排队’中被排除出去的项目，就有可能被拿回来；而如果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就会调高利率，银行家则对‘排队’中那些原本基本可以支持的项目不再支持，于是投资就会降下来。”
中国银行家：必须代替政府扮演那只“看得见的手”
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我们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更多地运用经济和市场的手段调控经济，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当前，如果要使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惯常的市场手段在中国能够奏效，我们在金融方面尤其是银行家们一定要有一支“看得见的手”。只有商业银行用“看得见的手”挑选项目，中央银行才能用“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宏观经济。
“从2003年和2004年的情况看，我们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角色扮演得太不够了”，林毅夫说，“13家股份制银行可能好一点，但也仅仅是好了一点。在银行的贷款审批环节上，自有资金的比例是不是都检查了？一个项目现在的市场可能好，但明年、后年呢？它面临的国内、国际的竞争是否已经考虑在内了？”他指出，如果银行不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就会逼着国务院和发改委去干预。比如说，银行信贷支持下的投资增长在2004年年初达到43%的高增长率，如果政府不“出手”控制，很可能就到了50%或更高，那样的话到2005年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就不堪设想。所以，银行家不扮演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得由中央政府扮演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我们期待最好是由银行家来扮演。因为，中央政府再有能力，也不是“千手观音”，不可能对哪个项目都判断得好，就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的情形，而银行家和项目比较接近，判断起来更有条件，也更准确。
加强宏观调控，最关键的是要加强金融调控。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经迈出步伐。林毅夫最后表示：“我个人希望，加快这一步伐，以使我们的银行家真正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负起历史责任，也只有这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才有办法真正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我相信，随着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逐步解决，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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