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斗喷施宝 王祥林称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本文刊于《中国企业家》2001年6月

　　作者 李岷

　　在喷施宝一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创业企业家、外部投资者、职业经理人的三角关系，虽然头绪繁多，但主干清晰。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案例标本，它以极端、极富戏剧化的 方式将这三者的面目推向近镜头。

　　由于合作起点的虚假性，创业企业家——王祥林和外部投资者——野村之间飞快地由蜜月走向决裂，互相指控对方为骗子；

　　作为两者共同委派的职业经理人，何去何从? 此案中，以王惟尊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们似乎很决断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等待他们的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追捕、通缉、乃至牢狱之灾。

　　三方都身陷困局，三方都迷惑而愤怒。

　　王祥林觉得自己引进来一群饿狼，野村就是来吃喷施宝的，职业经理人是一群没有良心的人，见钱就眼开。

　　野村600万美元投进了一个亏损企业，其恼火可想而知。

　　职业经理人认为自己遵从了职业道德、跟随了正义，可是为什么揭露骗子的人现在却身陷桎梏?

　　几方各执一辞，谁是谁非，每一方该承担什么相关责任，作为媒体，我们是没有权力和能力来一一判定的。

　　我们不过把我们所搜集到的事实近于原始态地陈述出来，由读者按自己所能理解、所能同意的逻辑去给这些身处困局中的人们下一个判断。

　　谁骗谁

　　2000年3月，野村以“伪造银行单证，编造假账来骗取600万美元投资”的事由向广西高院提起对王祥林和北海喷施宝公司的诉讼。

　　王祥林至今则仍一口咬定：“不是我们骗他，是他骗我们，他设计了一个圈套、一个投资陷阱，让我们跳进去。”

　　共同认定的基本事实

　　双方均承认，野村与喷施宝的接触始于1999年3月份左右。

　　据野村集富果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少兰回忆(由于野村在2000年把其在该公司的股权都卖给集富果，该公司已于2000年7月更名为集富创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吕仍为总经理，以下为行文方便，均简称为“野村”)，当时是香港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中介公司)的乐益找到她，称，喷施宝已委托京华山一策划在香港或境外上市。京华山一希望野村能投资喷施宝，以此加快喷施宝上市进程。

　　这之前，喷施宝确实已与京华山一接触了半年至一年的时间。王祥林说，最初是北京的刘某和香港的张某拉京华山一的乐益一块来给喷施宝做上市，而且三人联合向他要求上市后15％的股份，王祥林答应了，但是后来“他们内部有些争吵，最后前两人离开了，”“具体运作均交给乐益一手完成”。

　　王祥林于1998年11月3日在英国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了宝时发展有限公司，12月4日，拿到了佛得角群岛共和国护照，而北海喷施宝有限公司于1999年1月19日，在北海登记为外资企业，即宝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做了一段时间后，乐益告诉他，“要在香港上市，还是小了一点。”乐向王祥林提出，先融资，“把蛋糕做大，就好上市了。”

　　在挑选了好几家投资机构、均未谈妥之后，乐益最后找到了野村，找到了吕少兰。

　　吕少兰称，她从前从未与京华山一打过交道，只知道这是香港一家还算大的中介公司，更不认识乐益。

　　她听了乐益的介绍，看了一本长达129页、对喷施宝的介绍材料之后，对喷施宝发生了兴趣。在这个材料中，提及了喷施宝过去三年的财务状况和未来三年的经营预测，里面写喷施宝1998年销售额为1.71亿元，净利润6273万元，预测1999年更将达到2.58亿元销售额、9683万元利润。

　　此后，野村对喷施宝的考察按照常规有条不紊地进行。考察期间，王祥林向野村提供了全套文件，其中财务会计报告由喷施宝委托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编制。所有的财务报告和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上均有王祥林的亲笔签名，证明“真实”。

　　7月14日，野村高层通过了对宝时发展公司的投资计划。8月15日，王祥林前往香港。对提交的报表、文件资料再次签名确认，并与吕少兰签定《购股合同》和《股东协议》，野村通过持有宝时公司股权投资喷施宝。8月31日，野村将600万美元汇入宝时公司在香港的账户，这是野村的首期投资，占宝时扩股后股本的15.68％。然后，除去付给王祥林个人100万美元(后文有所解释)及中介费50万美元外，450万美元以贷款形式注入喷施宝。

　　王祥林：“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根据《股东协议》，野村将向喷施宝派入财务总监。1999年11月15日，财务总监水麒麟到职。一个星期后，水向野村发工作报告，称他在清理账目的过程中对账目产生了怀疑，12月1日，又向野村发传真，认为真实账目与喷施宝报的严重不符。吕少兰对水指示：“继续关注，慢慢查清楚。”吕少兰对记者说：“我那时也不知道这个差异到什么程度，还想，如果你是5千万利润，却报成5千5百万的话，就算了吧。”

　　但是，12月29日，水麒麟向吕少兰提交的《关于北海喷施宝有限公司的帐务严重不符的报告》中表明了性质的严重：“1998年真实的销售收入应为3905万余元，虚报销售收入计1.31亿元……1998年度共虚增利润6477万余元(实际当年亏损123万元)……”该报告还表明，喷施宝采用伪造数百张银行单据、凭证的作法，虚报银行收入和银行支出均高达1.12亿余元。

　　王祥林：我敢肯定这是他们一手策划来害我们的，设了一个圈套让我们来钻。

　　《中国企业家》：“他们”是指谁?

　　王祥林：“他们”就是京华山一、野村。

　　《中国企业家》：他们怎么设圈套法?

　　王祥林：我说不能这样做(账)，他们说怎么做他们知道，香港会计是采用什么倒算法。整个作账过程吕少兰都知道。野村说我们骗他，我有什么本事骗他，我又不懂财务又不会做账。他本来想用这个方法来骗香港股民，上了市就抛，结果做不成了，就反咬我们一口，想以几百万美金占有我们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股份，还让一些没有良心的所谓职业经理来，这是完全没有道德的。

　　《中国企业家》：喷施宝1998年的财务报表不是都由你签了字提供给野村的吗?

　　王祥林：报表是永道向他们提供的，我们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件事要打起官司来，和我没有什么关系，野村不应该找我(打官司)，它不是相信我们(而来投资的)，它相信京华山一，相信永道，它不是相信我。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很相信野村，后来想来想去，野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他说跟我们合作以后，我们在三年内可以以30到50倍的市盈率来上市。我们也受他哄了一下。他投资前还对我们进行了很长期的认真调查，我们山东每个客户都被吕少兰打电话去问过了，农业部那些领导，她都长达一两个小时来询问。

　　我想野村总部可能也是被挨骗了，但是吕少兰肯定加入设计害我们的陷阱。我估计野村有这样的奖励规定，看你能投多少资金啊，能不能吃到企业啊，占不占大股啊。

　　《中国企业家》：野村很认真的调查，不正说明他们对这次投资很认真负责吗? 这很正常的啊。

　　王祥林：吕少兰和乐益有预谋，两个人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你要讲的所有东西她都知道。所有的调查怎么做，是由乐益设计好，她去做调查。我们所有的报告都是乐益和吕少兰里应外合，乐益叫怎么去做，她假装打电话去问。

　　《中国企业家》：吕少兰向你提出过什么个人利益上的要求吗?

　　王祥林：野村钱还没有投进来时，我去香港，乐益让我去酒店房间里，谈话前先搜我的身，看我有没有带什么录音机，然后说他和吕少兰要求2000年2月份以后拿到7％的股份。他说吕少兰一定要，不给的话野村就不投这个钱。我同意了，还签了字，但是后来乐益可能又怕别人发现，又把7％给涂掉了……他说反正他那份2000年2月份拿出来，就有效了。这张纸现在还在我这儿，有乐益手指模。

　　《中国企业家》：吕少兰也签了吗?

　　王祥林：吕少兰没签，在场的就是我和乐益两个人。

　　《中国企业家》：会不会是乐益以吕少兰的名义骗你的?

　　王祥林：那我就不敢说了。吕少兰不会直接，正面地对我提什么，他们两个人，总是由乐益来出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中国企业家》：你们以前向野村出示的那个报表，销售额达1.7亿，利润达6千多万，是真实的吗?

　　王祥林：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这个账，都是京华山一的策划。最后我签字，我要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中国企业家》：那喷施宝真实数字到底是多少?

　　王祥林：我不知道，只有财务才知道……哪个数字更真实，只有财务才知道。

　　《中国企业家》：你是老板，一年赚多少，亏多少都不知道?

　　王祥林：我再说一遍!我对财务一辈子都不懂，我一不精通，二也不管，我管生产销售。

　　王祥林似乎比较容易激动，话语间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也不是很强，再加上其浓重的广西博白口音，有时更显得含含糊糊，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哪些事是乐益做的，哪些事是吕少兰做的，如果听者不加以追究细问，他一概笼而统之以“他们”代之，在他心中，京华山一和野村的界线是几乎不存在，都是一回事，乐益和吕少兰就是从香港闯到北海来的“一伙人”，串通好，来骗他的。记者采访喷施宝副总李勇时，李勇曾说：“王祥林去香港找他们(吕少兰和乐益)，他们专门到酒店里去租了一个房间，要求7％的股份，谈之前搜王祥林的身。”王祥林这时在一旁强调：“他们做得很保密的!”后来，记者为慎重起见，回到北京后又再度打电话询问王祥林：“吕少兰和乐益一起与你在酒店见面并搜你的身?”他才说：“没有。在场的只有乐益。”

　　吕少兰：“他已经离开我的想像范围”

　　在去北海采访了喷施宝的一个星期后，记者与从香港“悄悄”赶来的吕少兰在深圳见面。

　　吕少兰，三十出头，以她在知名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来看，穿着甚为朴素。虽然普通话表达不太流畅，但是语言背后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反映了这是一个干练的女人。

　　《中国企业家》：王祥林现在的说法是京华山一和野村串通起来把销售额等数字做大的，他自己并不了解整个做账情况，而且你们要他签的合约全是英文，欺负他看不懂英文，律师也是你们帮他请的，只是在现场给他解释几句就签协议。你对此怎么看?

　　吕少兰：他给我的财务报表，1998年利润是6千多万，1999年半年利润就是5干多万，增长这么快，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是假的?

　　每次签英文协议，他的香港律师都对我说要给他三天时间去向王祥林解释。王祥林有什么不明白，完全可以问他嘛，不管他是不是别人帮你请的，你总是他客户，他会对你负责的呀。

　　《中国企业家》：他认为你在的投资的前期准备过程中，和京华山一等一起参与了假报表的制作，并且向他要求过股份。

　　吕少兰：我自己作假报表，骗自己的钱，然后去告他，这逻辑怎么能说得过去?

　　如果我是一个作农药的公司，他说我们想吃喷施宝、偷他技术，可能他说得还有些道理，我们是家投资公司，我们在亚洲有八个亿美金、在大陆有8千多万美金的投资，我们到北海去骗你这点钱干嘛?

　　他怎么说我个人，我也没办法，他可以拿证据嘛。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为什么我后来要告他，我收他好处就算了嘛，这个公司亏就亏了嘛，发展不好就发展不好嘛。

　　我管大陆39家公司的投资，我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我在这家公司做了七年，做到总经理的位置，每年收入也比较可观，如果是1千万美金的利益，你可以怀疑我，我骗你一个亏损企业的股份，这个道理一点不通。我投资作得好不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这个诚实我是有的。我觉得这是道德问题。如果我要骗钱，我可以找一个好公司拿钱啊，找我们的公司，好的坏的，多得很。我那么多公司不去做，偏要去找他那家有问题的公司，再把它做好，我自己找麻

　　烦啊? 这说得过去吗? 我怎么会有这个动机呢? 我现在还要向公司解释交待，心里还害怕，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广西、北海我肯定是不敢去了，今天来深圳也是有点担心的。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向王祥林许诺过将来喷施宝会以30到50倍的市盈率

　　上市? 还向他说过什么倒算法?

　　吕少兰：当时是王祥林让我投资，我怎么会反过来以30到50倍的市盈率去吸引他? 其次，我只能说只有不懂的人才会说出30到50倍这话，我做了七年投资，在香港上市没有50倍的，中小企业是4到6倍，像汇丰银行那样的大企业，最多到20倍。这种话我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什么倒算法? 没有倒算法。我没听说过。

　　《中国企业家》：会不会是乐益在其中作了手脚?

　　吕少兰：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听说了很多“说法”，我们只能这样说，不排除乐益这个人，但现在已找不到他了。我们这么大个公司，没有足够证据，是不能去随便追究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王祥林本人完全没有这个水平来做这样的事。他老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帮他做假账，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一个很大的野村集富果，一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一个很大的永道，都会为了北海一家小公司，把自己的名声都不要?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怎么看王祥林这个人?

　　吕少兰：(沉默稍许)不可想象。他已经离开了我能想象的范围了。我经手的投资，至少也有十几个，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王祥林这样的人

　　在喷施宝采访王祥林时，一只被唤作“汪汪”的黄狗一直摇头摆尾地跟着他，进会议室、去厂房。

　　接受采访时，王祥林说着说着就把脚从凉鞋里脱出来架在大腿上，说着说着就开始抠脚丫子。

　　他身边，“汪汪”趴在地上打着盹儿，纱窗上，突然飞来一只知了趴在那里似乎以整个生命在鸣叫。

　　这可能是最令王祥林感到舒适的生态环境吧。

　　本土

　　生于1946年的王祥林背有点驼了，有一张很“中国”。很“农民”的脸。就像很多乡下老农一样，他一双眼睛显得浑浊，脸上也不会有很丰富的表情，比如扬眉、咧嘴，大多数时候，他的五官基本上就停在它们本来的位置上，笑起来时，浮现出几分憨态。

　　王是一个纯粹从乡土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出生于广西博白相思颈村，学历初中毕业。直到今天，王祥林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他桌上那台电脑纯属摆设。他现在的副总李勇说他是一个不很有学识，也不很聪明的人，“当初我知道王祥林找来了野村融资，我惊奇王祥林怎么会变得这么高智商。”

　　喷施宝是一个纯粹从乡土里成长起来的企业。至今，喷施宝每年春节后开工的日子时辰都要根据厂里某个精通天文地理的人计算的结果而定。

　　80年代，王祥林在做酒饼生意时发现了叶面宝肥料这种产品的价值地，就毅然放弃以前的生意，用积蓄和借来的钱买下了该产品的专利。王祥林就像在下一个赌注，而他的胆识、能耐及毅力让他赢了、赚了。

　　80年代中期，他创下喷施宝这块牌子，十年后，他将公司从沙河县迁到了北海。自然，在北海这个小城市，喷施宝可算民营企业中的头牌。同时，王祥林也是北海唯一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还有诸如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会长等职务挂在头上。

　　“王总到北海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融入到北海的生活里，“王祥林的司机罗师傅快人快语，“就像北海人都要吃夜宵的，他至今都没有这习惯。”

　　王祥林对生活确实是不讲究。1993年他第一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时，他住的还不是套间，夜里上厕所还要走十几米。如今，王祥林也不过住在一套极为普通的三居室里，就在他办公室的楼上(实际上，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居室结构是一样的)。

　　楼下，停着的那辆卡迪拉克显得和这个环境有些不协调，这辆车也许是王祥林身外唯一能把他区别与常人的财物，可是，王祥林似乎并没有把它视为老总独享，公司里有什么事，随便迎送一个客人，王祥林都会派出这辆车，记者采访他那天上午，这辆车就被人借去接新娘了，而王祥林只好打车或以一辆面包车代步。而且，可能是使得太“狠”，这辆名车已时不时打不起火。起不了步，周围的车辆穿梭而过，而惹眼的卡迪拉克却无能地停在路中，不无尴尬。

　　家族

　　李勇不无尖锐地指出，王祥林对资本的认识相当短缺，“对家族管理企业的固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放开，一直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持怀疑态度。”

　　王祥林的妻子凌小英一直和他一块儿创业，曾任喷施宝副总经理。王祥林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1999年野村进入之前，大儿子王缉东是总经理。实际上，王祥林对改变家族管理未尝没有作出过努力。没有他的推动，凌小英和王缉东不会自动放弃喷施宝二把手的位子。

　　在这一点上，王祥林是孤独的，一直承受着来自妻子和子女的阻力。他承认，他和凌小英在是否开放企业让外人来做的看法上有矛盾。凌小英被迫半退下来后，还不停地让王祥林周围的人告诉王，说自己还是能做事。有一定能力的。另外，据说，几年前，喷施宝曾试图开放股权，与别的企业合作，王缉东的妻子，也是喷施宝董事会成员、在公司任出纳的周雪飞冲到王祥林面前说：“要联合上市的话，那阿东怎么办? 他的总经理会不会当不成了?!”

　　现在，喷施宝里还有王祥林从沙河带过来的王家和凌家亲戚一百多人，“这些老工人丢不掉的，他们跟了我10多年，他们一些人退休了，我每个月最少的也给他们两三百块钱，给他们一个交待，不亏待他们。”

　　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引进外来人才的努力。早期，他为了推广叶面肥，北上寻找农业部支持，从而结识当时在农业部中国农业物资总公司的李勇，并且诚心诚意地邀请到他喷施宝来。“我来自农村，我们那儿很多人见识比较少，像李勇这样的人在我们家族中是找不出来的。”王祥林称看中李勇“脑瓜比较灵活”，且“能与我互相理解”。几年后，李勇由于种种原因离开喷施宝。2000年春节，喷施宝与野村突发纠纷后，李再度进入。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均在英国读书，二儿子读的是MBA。“子女没有一个说要我的企业的。”王祥林说。

　　为了顺畅打入家族企业。野村付出了额外的资本，就是100万美元。吕少兰在投资前曾对王祥林表示过，喷施宝以前是王家的私公司，吃饭、买东西都用公司的钱，什么都往公司报，以后要规范，乱七八槽的不能都往公司报。王祥林对吕少兰说：“我不能和你合资以后把生活水平降下来吧，我儿子要出国等等，都需要钱。”吕表示。“一般野村不买旧股，不把钱给个人，但是如果你以前经营业绩那么好，有那么多未分配利润，我们可以先分，分了以后，公司就按规范运行，你去财政局批，批下来我有依据让你分红。后来王祥林果然给了吕少兰北海财政局的批复公文，文件同意喷施宝预分配1999年中期利润100万美元。于是100万美元还在香港就打入了王祥林的账户。——野村现在指控该公文系伪造的。

　　王祥林是这么来理解这100万美元的：“小孩子读书啊，以及将来成为公众公司。一些股份就与我没关系了，就给了我100万，说是给我的辛苦钱。”

　　对资本“前倨后恭”

　　李勇称：“人被骗总是有背景的，比如说本身的防范意识大差，或者本身有一种比较急迫的需求。”

　　他承认，水麒麟后来揭露出来的几个数字是1998年时喷施宝的真实财务状况。

　　王祥林身边的人也回忆道，1998年是喷施宝最困难的一年。“喷施宝当时账上只剩不到1千万，但是王总还是拼命出差、花钱，跑上市，王总说，‘没关系，等我们上了市，这些钱都能补回来的’，最后账上只剩下30万，我不得不去动用同学关系帮公司借钱。”

　　在90年代初，喷施宝势头甚好时，王祥林对上市、资本之说是极为漠然的。王祥林将之称为“老实”，且听他一段关于喷施宝几次与外来资本擦身而过的直白陈述：

　　“我可能太老实了。原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就说我老实得过分了一点。我丧失了好几次上市机会。1991、1992年，我们区级体改委同志亲自到我家去说要帮我们包装上市，一分钱都不要，当时我们广西还没有啊。我当时想，唉呀我们要这个钱来干什么，不要这个钱，我们也有钱花，1992年我就买了这块地，家产怎么都有几千万，上市没必要，又麻烦。第二次是广西民族股份有限公司，想和我们一块儿股份合作上市，所有的手续都做得差不多了，想来想去，做来做去，觉得不是非常好，互相之间都有些意见。他们负债太多，比较危险。现在想起来，不管他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只要上市了，就可以。1998年时，深圳一家公司，愿意认购我一个亿。那一个亿等于白给我，重新起家重新做。当时我跟前那些人说我们太傻了，一个亿太少了，结果对方不干，我们也不干。

　　以前丧失那几次机会，是非常失败的，以前一些比我们还差的企业，资本运作之后比我们做得还好。这次想上大一点，却出了这事。”

　　《中国企业家》：你老说京华山一和野村对你说三五年可以做到30到50倍的市盈率，你对市盈率这个概念很了解吗?

　　王祥林：市盈率概念也不是完全不懂，投入、产出，跟你的资本积累……这些，怎么怎么说，懂一些，还不是很懂。

　　经理人出逃喷施宝

　　要从外面请总经理了，王祥林儿子王缉东自动辞职。王惟尊到喷施宝任总经理第二天，王祥林全家请他吃饭，说：“你把喷施宝当成自己的企业来做，做大上市后，我会给你股份的。”

　　仅仅一个多月以后，王祥林、王缉东、周雪飞三人董事会在一份决定上签字：“王惟尊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广西北海喷施宝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目标……决定从即日起停止王惟尊先生总经理的试用，由公司董事长王祥林先生暂代行广西北海喷施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职责。”

　　冲突

　　吕少兰说，在野村考察喷施宝期间，王祥林曾对她说，他去国外考察，看见那些大公司里面挂的CEO的照片，一代一代下来，每一代CEO的姓氏都不一样。“他说他也要找专业的管理人员。我当时感觉他和我们还有共同的管理理念。”双方协议要共同挑选一位总经理，由喷施宝聘任。

　　据王祥林说，在京华山一、野村的安排下，喷施宝在1999年七八月间委托香港伯乐公司(猎头公司)为其寻找总经理。

　　伯乐公司上海办事处猎到了中欧国际MBA出身、时任深圳太太口服液副总的王惟尊，王惟尊同时向猎头公司推荐了他中欧的同学，田千里。

　　王祥林回忆，第一次见他们俩的时间大概都是在深圳10月份高交会期间，他还专门叫李勇帮自己物色。李勇和田千里住一个房间，聊了很多，除了王祥林挑剔田长得过于瘦小，王祥林和李勇对田千里印象都不错。而对王惟尊，王祥林现在想起来还忿忿：“我当时就不喜欢他，他一看就不是好人，奸诈相、没有良心。”之后，王惟尊和乐益前往香港见了吕少兰，吕对王惟尊很满意，在和远在北京的田千里通了电话之后，吕少兰认为王惟尊更佳。

　　之后，吕少兰打电话与王祥林沟通，王祥林表示王惟尊没有农药经验，但是吕少兰坚持肯定王惟尊，于是就定下来了。

　　同时，王惟尊向吕少兰推荐了当时和他一块儿在太太海滨制药厂工作的水麒麟任财务总监。“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让王惟尊推荐财务总监，因为财务总监就是要监督总经理的，但是我感觉王惟尊是个严谨而正直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推荐，派出水麒鳞任喷施宝财务总监。”吕少兰说。

　　吕少兰记得，水麒麟当时向吕少兰提出，他要带一班人过去，因为他想需要一些人对全国各个小仓库进行走动式内部审计。吕少兰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又有11个海滨制药厂的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来到喷施宝。

　　水麒鳞进入喷施宝是在11月中旬，王惟尊则于12月8日上任。

　　王祥林对这拨人评价极低：“他们身份证也不给我们看，工作证也不给我们看，一下子进来，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搞垮，成为我们的大股东。王惟尊为什么拉人进来，自己的人听他的话嘛。我最开始太相信他们了，以为他们是为企业服务的，看他们很有本事的样子，就把财务账啊、出口账啊、公章啊，全都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一来就赶走老工人，把公司搞得人心惶惶，搞散了。职业经理不能做这么伤天害理、没有良心的事。我被全架空了。欺负人到什么程

　　度? 他们要花多少就花多少，而我要出个差不批、买个电话不批。野村肯定给王惟尊一个承诺，给他什么好处，用各种手段把他收买了。”

　　李勇当时并不在喷施宝，但他下的断语更绝对：“他们唯一的想法是王祥林是个老农民，要把他赶回去。王惟尊来了以后，公开排斥王祥林对公司的管理、要求和察看，所有的公章都是由他控制。从那个时候开始，既不签定合约，也不采购原料，也不进行生产，这些人就在公司里东查西查。水麒麟在进入喷施宝第二天，就公开对财务部的人说：‘我们来喷施宝的目的就是要使得野村成为占喷施宝80％股权的大股东，让王祥林回沙河种地去。’很多被王祥林带过来的老职工对王祥林哭，说水麒麟对他们说：‘你们从沙河过来的老农民有什么用，这公司我们早晚要控制的’，王惟尊对要出去搞销售的老职工说：“你还出去卖什么喷施宝啊，你到时死在路上怎么办? ”

　　由于现在这批经理人有的被羁押，有的躲起来，记者无法向他们求证当时喷施宝内部情况。只是今年4月份，一位在MBA论坛上自称是“当事人之一”，信箱号为samcxx(记者据此怀疑此人是那批管理者中的崔欣欣)的发言者才在帖子中提到一句：“媒体报道虽然已经相当详细，但是当时接管企业过程中的环境的恶劣程度以及千丝万缕的事情远非报道的这么简单清楚。”

　　王祥林称，他看见请来的人在企业里“乱搞”，曾多次给吕少兰打电话，但是她不接王祥林电话，“不想解决问题。”

　　吕少兰：确实有一段时间，我没接他电话。12月份时，水麒麟已报告我有假账，我在加拿大休假，公司没有态度和决定，我怎么接他电话?

　　其实最开始，有时我也回，他说哪个东西要买，要给100万人民币，王惟尊又不批呀什么的。我只好说，我帮你问一下他。我的意见是你要让他做总经理，你就要相信他，如果他三五个月做不好，你再换他也行。再加上我知道你账有问题，我肯定不同意你这个一百万那个一百万把钱花出去呀。

　　他又说王惟尊等人作为喷施宝总经理不维护企业利益，还鼓励财务总监转移财务资料，但是如果你明明看见一个小偷在偷东西，你难道对他说：“小偷你好，请你坐下来!”或者只是跟在小偷后面，不发声音。这难道就对吗? 他们能把那些凭证交给王祥林、任他销毁吗? 他们当时有别的选择吗?

　　《中国企业家》：你知道王惟尊和水麒麟他们平时和王祥林产生过哪些冲突?

　　吕少兰：据我了解，王惟尊和他的矛盾比较小，水麒麟和他矛盾较大，因为水这个人比较硬。我听说水发现王祥林在野村钱到账后，用各种名目进行私人消费，花了300万人民币，水就逼他拿回来，他还确实是拿回来了。又比如王祥林到政协有事，吃饭吃了一万块钱回来找水麒麟报，水不干，说这是你政协委员私人的事，不能拿到公司来报……水总觉得现在是总经理制度，不能说请个速记人员，或者1千块钱一月的员工，董事长都要来过问。所以请人时，王祥林有时去过问一下，水就说这个东西你不用管嘛，你现在不是总经理，是股东而已。所以产生很多冲突。到后期，两人是天天吵架，水麒麟对王祥林的态度可能是有些问题。但是一般比较正直的人看见一个骗子，都不会很尊重他吧。

　　出逃

　　冲突从水麒麟向野村不断汇报账务严重不符开始，渐次升级。而总经理王惟尊在整个过程中，支持水麒鳞将喷施宝的账务彻底查清，并向野村报告。

　　王祥林说：“2000年1月份，水麒麟做报告把喷施宝的资产重新作了一个评估，里面说我只有两百万的家产! 喷施宝80亩地，这么多厂房、机器，我做了十多年，怎么就剩两百多万? 还逼我签字。我老会计对我大哭，说我一签我就完了。他们想低估我的资产就占大股，这是不可能的，打死我我也不愿意。”

　　记者在水呈给野村的报表中发现，水是把喷施宝向野村报的两千多万的无形资产低估至二百九十多万，并未像王祥林说的那样把其厂房、机器、土地等低估至两百多万。

　　吕少兰根据水的报告，于2000年1月14日传真通知王祥林，“我想与你，及王惟尊、水麒麟于1月21日在深圳会面。我们将谈谈当前的‘差异’状况(指真实财务状况与以前报表的差异。记者注)，听听你对解决问题有何建议。”

　　王祥林电话通知当时还不是喷施宝副总的李勇，让他带一个好律师去深圳。

　　李勇的回忆：“王惟尊、水麒麟作为喷施宝的员工，直截了当地和野村吕少兰他们坐在一边，当时他们的想法是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农民给围攻傻了，一签字，他们就取得利益了。他们的原计划是在深圳向王祥林摊牌，逼王祥林把80％的股权让给他们。但是王祥林说我们的合作是正常的，你们做的事是非法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说完之后就离开深圳了，野村感到非常意外。后来据说王和水抱怨吕少兰，说‘你怎么没有准备好，被王祥林搞得这么措手不及。’”

　　吕少兰则说：“当时，王祥林带了好多人来深圳，进会议室的就有七八个。我说‘发现这个东西和最开始有点差异’，他说‘有什么差异，我不晓得，你们说的我听不懂’。然后他开始骂：‘你们派来的人太差了，什么水麒麟，简直不是人! ’一个小时下来，全是他在说，野村方面就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我们能说什么，只能说‘如果你觉得他不好，我们会考虑再换人。另外，喷施宝的董事会一直没有改过来，现在能否根据合约，改组喷施宝董事会?‘他说’合约上那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要回去看看。’”

　　王祥林回喷施宝之后，即于1月25日发文，“停止水麒麟插手喷施宝一切业务工作”。并向派出所报案说公司遗失大量财务单据。同日，水麒麟给吕少兰打电话，说他办公室外面被人堵上了，限制他的行动，要他交出财务资料，吕说，如果人身安全有问题，就把那些凭证单据还他们。

　　在王惟尊请市领导来调节的情况下，13人之一的段黎明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吕少兰给公安局发传真，说明有些单据和凭证在她手上，属于股东调阅。因此，段黎明在派出所被拘押一天后被放出。

　　次日，水、段等十来个人同时离开喷施宝。王惟尊继而也离开。走得非常匆促，据李勇说，顺便拿走了两台手提电脑。公司花钱买的手机、电器……“这算什么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李勇问。

　　28日，喷施宝董事会签发了停止试用王惟尊的决定。

　　逮捕

　　李勇称，水麒麟等人一走，大量的财务单据和发货凭证都没有了。“财务清点后我们发现，他们当时还有二十多万的差旅费没报，还虚构了一个直销部，以直销部周转金的名义提取了13万元的现金。北海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发现王惟尊和水麒麟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转移财务单据，决定起诉他们。”

　　而那些凭证和单据，已于2000年2月初，春节过后，被水麒麟交给了野村聘请的协助处理此案的顾问程龙保，由他交给了吕少兰。

　　吕少兰在给北海公安的情况说明中，写道：“这13个人春节后就不断向我方提出1月份的工资及辞退的补偿问题。在他们的多次要求下，我将暂时由我方垫付代发的意见向总部作了报告。此事直拖到4月份公司总部才同意拨款垫付，且要求一次了断不要有此类事，且必须在以后与喷施宝协调完成后由喷施宝承接退还。”

　　在吕少兰向总部的报告中：“他们要求野村支付三项，一是一、二月份的工资，二是一些费用，三是解雇费(相当于他们在喷施宝三个月工资)。”吕少兰列举了野村该或不该支付这笔钱的理由。认为，虽然他们不是野村员工，野村没有义务支付其工资，而且这是一起失败的投资，野村业已遭受损失，但是，这些人是为了保护野村的利益而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并且他们的合作对野村胜诉很关键(比如说保存证据，出庭作证等)，所以，建议：野村支付他们所要求的前两项资金，事情完结后要求喷施宝归还，而其所要求的第三项，即解雇费不予支付，但是同意在野村胜诉后付给他们所追讨回资金的1％。

　　这13个人的、由段黎明编制、王惟尊和水麒麟审核过的工资表，总代垫工资及费用金额为43万余元。2000年4月份，野村将这笔钱分另别打到王惟尊在香港的账户和水麒麟指定的一个香港账户上，由王惟尊发到其余人手里。这笔钱至今仍挂在野村的往来账上。

　　公安局目前认为，王惟尊涉嫌犯罪事实有两个：一是虚构直销部，支取13万余元费用，王领了6万4千多，属职务侵占，二是认定野村划到王惟尊账上的42万元是商业受贿。

　　王惟尊给出的解释是，直销部乃是为了避税而设，王惟尊工资一部分是从直销部费用里所支。但是王祥林称，除了工资表上的5千元，他根本不知道王惟尊还拿了什么秘密工资，董事会更从未成立过直销部。记者问他，王惟尊在“太太”时年薪即达72万，怎么会为5千块钱的月薪从深圳到北海去? 他回答：“我估计他在‘太太’也没拿那么多，可能也就十几万，而且他在喷施宝还处在试用期。”

　　根据吕少兰所说，在10月25日到28日期间，她和王祥林会面及用电话讨论，对聘用王、水二人达成共识，并在电话中议定王惟尊年薪为83万元。“王惟尊介绍他1997年进太太时年薪38万元，1999年已加到72万元。王祥林同意以高于他原工资的80万元作为年薪，3万元为他在北海的租房钱。由于王惟尊的要求，王祥林同意83万是除税后的工资净收入，按月发放，并说避税问题他能找税务局的人搞掂。”

　　但是王惟尊等人到喷施宝以后，工资是如何具体发放，吕少兰称她就并不清楚了，设所谓的直销部也是事发后她才听说的。“但是我只说一点，喷施宝的出纳始终是周雪飞，如果她觉得有问题，以直销部名义支出的现金怎么可能出得去?”

　　李勇称，为了替野村拿到喷施宝的房产证，王惟尊还向喷施宝员工伍青行了一万五千元贿。程龙保解释，这是王惟尊告诉野村，王祥林已没钱打官司了，但是恐怕王祥林会拿房产证去银行抵押贷款，将官司拖得很长，于是他们于4月份在南宁约来伍青，要求暂时保管房产证。后来伍青失去喷施宝工作，对王惟尊和野村称生活困难，王惟尊曾要求野村解决，但野村表示已无可能再支付类似费用，王惟尊于6、7月以个人名义付给伍青1万块钱，9月份程龙保又付给她5千块钱。

　　一度，野村和喷施宝走到谈判桌前过。10月20号，在深圳谈，野村称，要么还钱，要么扩大野村股份至51％，等连本带息还完，股权可以被赎回；喷施宝提出只还400万，并且分五年还。不欢而散。双方相约11月9号再谈，但是11月6号，事情突生变局，当时已是喜之郎副总的王惟尊在深圳被北海公安拘捕，并拘押至今。

　　野村认为这是王祥林在拿王惟尊作谈判的筹码，王惟尊的妻子陈莉说王祥林曾对她扬言：“判王惟尊5到15年一点没问题。”公安局的人则对她说：“难道让野村撤诉就那么难吗?”

　　面对媒体，王祥林称，公安局抓王惟尊完全不是他的意思，他只是报案了而已，公安局既而对王惟尊提起公诉。“整个过程，我没有找任何北海领导。我心里很踏实。”

　　据喷施宝内部人士说，为了支付北海公安远赴深圳拘捕王惟尊和水麒麟的费用，王祥林已花了不下10万。

　　现在，水麒麟已被批捕，不知其所踪，北海公安局称已将水上网通缉。据吕少兰说，水现在时不时地会打个电话问吕少兰王惟尊怎么样了。“我们说完就挂线，我没问过他在哪里，我也不想知道。”吕少兰说。

　　现在……

　　数名中欧MBA，为了营救和声援校友王惟尊，专门制作了一个名为wangweizun.com的网站，介绍职业经理人王惟尊进入喷施宝，维护股东正当权益，却被老板以莫须有罪名加害的情况，以及喷施宝与野村双方的诉讼进展。

　　在MBA论坛里，有张帖子为以王惟尊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与王祥林的冲突总结了几点：“从技术上说，王惟尊年薪83万、工资表上却只有5千的行为是偷税，不是避税；从法律上说，双方都违规；从经济危害程度讲，不在一个数量级；从社会危害程度讲，如果把道德水准降低到某种层次，王祥林应受谴责，而王惟尊的行为可以被默认；从谋略上说，显然王惟尊输给了‘广西农民’。”

　　野村方面的人感叹，确实低估了王祥林。吕少兰说：“1月份和10月份两次谈判，我只是让他提解决的办法，连骂都没骂他，结果他第一次回去是把水麒麟看守起来，把段黎明带到公安局，第二次回去直接抓捕王惟尊。”

　　李勇在与记者闲聊时曾说，外人从表面上看好像王祥林什么都听他李勇的，实际上这个人非常有主见，“如果他同意我的话，他就去做，如果他不同意，他表面上不说什么，装作没听见，”他说，“野村、王惟尊那些人太小看王祥林了。”

　　王祥林面对记者痛陈他对职业经理人的新认识：“我是没有文化，我很欣赏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职业经理光能干还不行。太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我现在都不太相信。这次事件让我失望。不单我一个人，我还了解其他一些企业的情况，也是这样，职业经理人认钱不认人，来来往往的只有钱钱钱钱。”

　　“什么猎头公司，我看是砍头公司，不管这个企业搞得好不好，经理人呆一两年就被他开出更高价钱挖走。猎头公司是害人公司。怎么说呢，我反正对这些东西很反感。”

　　“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少份量，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喷施宝现在其实非常需要外面的专业管理人才，王祥林承认，去年一年折腾，企业经营几乎已陷入瘫痪状态。在王惟尊走后，他又请了一个MBA去喷施宝，而且还是王惟尊的同学。但是这个人在王惟尊11月份被捕后最终离开了喷施宝，他对李勇说，这种情形让他很难再做下去。

　　野村去年3月份向广西高院提起对王祥林、喷施宝等三被告的诉讼，8月开庭。

　　野村方面表示，如果民事诉讼解决不了，他们将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

　　王祥林说：“我这一辈子打官司打得太多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打了一百多场官司，还没有输过。”

　　(感谢《经济日报》广西记者站站长周骁骏、《周方周末》上海记者站翟明磊对本文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