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信号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华盛顿接受《财经》专访，谈中美经济关系的长期目标与短期进展、原则共识与节奏分歧

　　□本刊特派记者 胡舒立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保尔森几乎把布什政府的一半内阁官员搬到了北京。”去年12月14日至15日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的时候，一位观察家如此惊呼。包括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部长列维特、能源部长伯德曼及财政部长保尔森本人在内，不下十位美国部长级高官云集北京，参加中美建交以来最高级别、最大范围的战略经济对话。主持这一对话的，是新上任不久的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

　　中国一方的团队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领队，参加者包括了财政部长金人庆、

　　2006年9月20日，在新加坡参加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后，保尔森直飞北京，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随之宣布启动，将此前近十个不同等级的中美对话机制纳入其框架，级别与频率同步提升。过去两国间常设的最高级别经贸对话为一年一度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而新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一年两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

　　按美国政体，财政部长直接向总统报告，而且在政府序列中，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之后排位第四。此时，由保尔森担任中美对话机制的美方联席主席，系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这正式明确了保尔森身为小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主要协调人和枢纽的作用，亦凸显了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一方，中国副总理吴仪的身份是中国国家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美应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职能，深入探讨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及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为两国高层决策建言献策”。

　　从现在起不到两个月，吴仪领衔的中国经济高官代表团将于5月间造访华盛顿，展开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

　　两次战略对话讨论的主题不会有很大的区别：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金融市场和其他服务业领域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安全战略及节能技术合作……，一个长长的单子。

　　双方在大多数领域颇多原则性共识，但具体日程表各自不同。美方越来越多地提醒保护主义色彩日渐浓厚的美国国会将倾向于要求政府采取对抗性的手段，更强调加速改革比减速对中国自己更有利，获得“近期进展”的愿望愈发强烈；中方则坚持对外开放进程要根据自身国情而定，更倾向于审慎稳健的渐进路线。这样的对话几乎可以肯定会延续到5月间的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再启。

　　再没有什么比今年3月7日保尔森担任美国财长之后的三次中国之行，更能充分说明美方对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的期望之高，以及中方相应的看重与回应。当日下午，正在参加人大政协“两会”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专门请假前往首都机场与保尔森匆匆一晤。她向保尔森转达了胡锦涛主席致布什总统的口信：中方高度重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确保对话取得成功，促进中美关系深入发展。

　　正是在保尔森此次访华之后，筹备华盛顿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财经》记者在华盛顿采访了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美国贸易副代表巴提亚以及中美两地的一批专家。本刊在此推出专题报道，以图在这一有关中美关系前景的重大事件中，为读者提供富有价值的阶段性的权威信息与分析。

　　——编者

　　美国财政部办公楼紧邻白宫。长长的大理石走道，两侧墙上悬挂着各个时期的纸币。进门处依次排列着三个人的照片——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和财政部长保尔森。

　　上大楼二层，左侧转弯，被引入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四五个人在各自桌前紧张工作。亨利保尔森过来与我们握手，随即带我们进入同样宽大的里间。

　　一套沙发，一张大办公桌，随处摆放着本人与家人的生活照。这就是现任美国财长的办公场所了。

　　3月的华盛顿春意初现。在办公室里，今年60岁的保尔森穿白衬衣，系蓝底白条纹领带，一边招呼我们落座，一边问要喝些什么，乍看来与昔日那位熟识的高盛投资银行家并无两样。仅一分钟之后，他便说，“开始吧”——显出了身为政治家的超常繁忙。

　　我们禁不住问道：“怎么样，当投资银行家和当政治家的生活有什么两样？”

　　“这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可能是因为劳累，保尔森声音显得比过去更为沙哑和低沉，神情中略显出疲态。他与《财经》记者交谈时语速不快，字斟句酌。

　　“我很高兴我做出了这个选择。尽管我很怀念在高盛的朋友们，到华盛顿来对我很难。但是，我在这里工作面对的所有议题非常有趣，充满了挑战性。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不过这份工作丝毫不轻松。”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时间不很长但保尔森有问必答。在一旁的新闻秘书提示时间已剩无几时，我们还是相继问完了准备好的最后两个问题。他的回答也都耐心周全。半小时的采访中，他手拿一瓶健怡可乐，时常后仰在沙发里，双脚搭在茶几上，随意也放松。

　　当然，谁也不会因其轻松举止而低估保尔森的能量。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个人，他的雄辩、犀利、果决和雄心勃勃人所共知。如不是这样，保尔森不会成为美国最大投资银行高盛集团CEO，不会被《财富》杂志评为“华尔街最有权势人物”，也不会出任小布什政府的第三任财政部长。

　　在保尔森的前任奥尼尔与斯诺任上，美国经济政策实际均出自白宫经济政策班子，两任财政部长备位而已。保尔森与他们不同，这个从布什总统到华尔街都爱称其为“汉克”的人，被公认为布什政府任期内最有政策制定权力的财政部长。他上任之时，颇有评论认为，白宫需要他为政府经济政策注入公信力，远胜过他需要白宫提供这一职位。

　　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推行长期、大规模的减税来应对经济放缓，结果给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增长，财政和贸易“双赤”危局深化。保尔森接手财长一职，可谓临危受命。

　　即使从2006年7月间出任财长一职算起，到2008年底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保尔森的任期也只有两年有余，现在则只剩下18个月。中国显然在他紧迫的日程表上排名列前。保尔森深知自己的比较优势何在：在高盛期间他曾访华不下70次之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制约有亲身认知，与中国的领导人及财政经济部门负责人有频繁的第一手接触，高盛在他执掌时期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扮演着重要角色(重组-公司化-改制-上市-兼并收购)并获益良多。

　　今年5月，第二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财经》对保尔森的采访恰在3月14日进行，正是他访华归来之后，筹备下一步对话之前。

　　频繁奔波于太平洋两岸的保尔森既对中国国情抱以同情的理解，更深谙美国国会和民众对中美贸易逆差的恐惧和担忧。他称，自己的工作就是帮助国会和民众认识到与中国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试图让中国领导人理解，减缓改革的风险远远大于加速的风险。

　　瑞信集团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自上任以来，保尔森已经“重写了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他大幅淡化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因为人民币汇率并不是美国制造业转移的主因；相反，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成为他日程表的重心所在。此外，他还推动中美作为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在能源和环保等全球议题上进一步合作。保尔森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内的广泛关系及与中国的长期交往史，使他成为担当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当然，他同时面对着两大挑战：一个正在形成更多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国会；他还被期待在与中方的会谈中达成具体成果。“这使得他必须在大洋相隔的两个首都都扮演外交官角色”。

　　“我很尊重他。但我并不了解他在中国政府的人脉是否足够深广，也很怀疑他是不是能在未来的18个月取得进展。”美国参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分析人士告诉《财经》。

　　他还说，这是一个矛盾。保尔森出任财长的意义，在于重振美国人对布什政府的经济信心。但保尔森本人的兴趣所在，又是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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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深投资银行家和政治生涯之余，保尔森还热心环保，爱好鸟类。在他办公室的茶几上有一座黑色猎鹰雕像。采访结束之后，他向记者展示了在中国云南拍摄的照片，“我在那里也看到了猎鹰”。

　　2003年初的云南之行，保尔森前往考察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澜沧江等地区的自然保护项目，《财经》记者也曾前往采访，谈及往事他记忆犹新。

　　随后，我们一起走出里间办公室。保尔森匆匆话别，甚至来不及与记者握手，即转向一位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至关重要”

　　《财经》：你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上个星期，你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国股市“不断加剧的波动性”(exacerbating volatility)及其影响，这指的什么意思，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

　　保尔森：用短短几句话概括一个演讲是很困难的。我当然注意到了中国进行资本市场改革中取得的进步。我们需要很多的改变，很多积极的改变。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能代表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改革取得的成就落后于其他领域。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言，资本市场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至关重要。要使更多的中国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中国经济超越制造业出口的增长模式，资本市场都是关键。我相信，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在于建立更强劲的机构市场(institutional marketplace)，有大量高度专业的投资者，还要建立强劲的债券市场。

　　据此，我提出通过开放引入竞争正是关键之一。中国资本市场越早开放引入竞争，就能越快地建立起中国应当有的成熟资本市场。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许多在政治上经济上强势的有既得利益的国内企业将变得难以撼动(entrenched)。为了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资本市场应当开放。像我在演讲中所说的，这在全世界上有很多成功先例。事实上，中国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大国的限制都多。这里我指的并不是中国对加入WTO承诺的履行情况，中国已经履行了WTO承诺。这是在我看来怎么做对中国更有利。我对此做了很多研究，我在高盛的时候就经常想这个问题。

　　所以，我有意使这番演讲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希望由此激发讨论并带来变革，但是我当然没有忽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

　　《财经》：你刚才谈到市场的剧烈波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少波动呢？

　　保尔森：每个市场都存在波动性，从波动性可以看到市场的基本面，因为从长期看，市场是追随基本面变动的。但是，我相信，资本市场越发达，越广泛多样，投资者越成熟，市场的波动性就将越小，就越能反映所在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短期进展与长期目标

　　《财经》：你如何评价去年11月首轮中美战略对话的成果？我们注意到，美国朝野对于通过这一机制解决中美间多个重要经贸议题抱有很大期待。事后所谓的失望声音也很响亮。很明显地，身处你的位置，来自美国国会、业界和媒体的压力一定很大。

　　保尔森：首先，我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十分满意，认为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会谈十分有建设性也富有成果。其次，美国国会是民众意见的反映，而美国民情普遍对贸易抱有担忧。很多人相信各国从贸易中获益不均，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是各个行业受益不同。在世界很多国家都能看到保护主义压力。中国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国内企业不希望有竞争；许多人都支持自由竞争，但前提是不在他们自己的领域进行竞争。所以说保护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美国现在保护主义压力很强。我力图向人们阐明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这个关系有多个层面，在未来很长时间都占据重要地位；而且，两国经济关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真正的成果只能通过中长期努力实现，涉及到许多结构性问题，涉及到中国超越WTO承诺的继续开放，以及在许多领域加强透明度等。

　　《财经》：在民主党于去年秋天重新成为美国国会多数党之后，很多人担忧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加深。对此你有何看法？

　　保尔森：这是我们刚才谈过的问题。美国民众担心贸易的冲击。提高生活水平带来的好处是渐进的，但是丧失工作的痛楚是深切而直接的。我个人认为，有些工作机会丧失不是因为贸易，而是因为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但他们的痛苦是同样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帮助国会成员和民众认识到贸易带来的好处。

　　美国是世界上对贸易最开放的国家。我希望这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因为这对美国有利。我希望保持美国的开放，也相信其他国家应当加快开放的步伐。

　　《财经》：你多次谈到期望看到短期进展？主要是哪些期待？

　　保尔森：我需要一些短期进展，让美国人民了解我已经了解的情况，这就是中美两国在改革的原则上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时机的选择(timing)。所以当我谈到美国关注的一些事情时——对人民币灵活度的关注，我相信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有利。保护知识产权是另一个这样的议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涵括了众多双方可以合作的议题，比如整个服务业。我还是想说加速改革进程对中国有利。我在美国这边屡屡提到，中美两国在过去五年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50%。如果中国发展顺利，我们两国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伙伴，这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是一个双赢局面。所以加速开放，在WTO承诺之上进一步改革，是与中国利益相一致的。

　　我们已经谈了许多议题，能源、环境、科技合作等。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里，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创新型社会(innovative society)，这是个可以互相学习的领域。

　　但最重要的是就长期原则和长期问题进行合作，所以需要有足够的进展。要让两国人民以及我们的国会看到，在就长期合作讨论的同时，短期内有实在的进展。

　　《财经》：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5月将在华盛顿举行，你这次是否会采取与上次有所不同的策略？

　　保尔森：我换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下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举行，正值美国国会召开期间。我需要考虑如何创造一种可能性，请中方主席吴仪副总理或者其他领导人与美国国会领袖们交流。吴仪副总理非常出色，我对她充满信心。

　　我访华时要和国会交流。在去年12月首次战略对话启动之前和对话之后，我都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因为5月的对话即将到来，我还会专门向他们介绍将要讨论的计划，在这一轮有哪些议题。对话结束之后，我们还会讨论我们的长远目标，介绍有关进展。我会反复提醒国会，我们在与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打交道，一个主权国家，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这就是基本战略。

　　“在汇率问题上原则一致”

　　《财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接近两年。期间人民币汇率从1∶8.27升至1∶7.74左右。中国选择的是一个渐进和稳健的道路。你对此怎么看？

　　保尔森：我本人一向反对着眼短期的思考方式。我觉得只有那些通过长期努力完成的事情才是重要的事情。但我已经转入公共职务，我现在也已经懂得，我们需要拿出一些短期进展向人们展示。我很赞赏中国政府正在着眼于和谐的增长，着眼于更广泛地分享改革的成果，着眼于环境问题。

　　我深信中国已经进行了深入改革，区别在于我也认为，像中国这样庞大多样的经济体，而且已经如此融入世界贸易系统，减缓改革的风险远远大于加速改革的风险。资本市场半行政控制半市场驱动是很困难的。所以，对我来说进行推进并不是很难，因为这种推进符合中国的利益。

　　如果我们在谈论一个中美间的零和博弈，那推进当然会难得多。但我想，我所谈的议题都是可以取得双赢的。所以我坚信改革和竞争。

　　《财经》：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带来什么风险？

　　保尔森：我们并没有看到人民币的迅速升值。而且如果从真实的、贸易加权的角度来看，恐怕还能说人民币在贬值。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就必须接受货币的市场信号。具备能够反映市场信号的货币是好事。所以，我们想看到是加大汇率灵活性，最终实现浮动汇率。这样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不再讨论汇率应该是多少，因为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

　　在这里我想重新强调，我们在汇率问题上是原则一致的。中国在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制机制改革，此后人民币逐步升值。这是好事。如果我们有原则分歧，就会非常困难，对吧？但我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

　　《财经》：中国准备建立一家外汇投资公司，据我们了解，原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将出任董事长。这家公司的使命是将一部分多余的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这也是中国政府化解巨额且仍在高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的办法之一。你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

　　保尔森：我读到了此事，我支持。我相信中国能在衡量风险的基础上为储备资产寻求更高回报的行动是积极的事情，特别是如果此举对发展经济体的一些关键环节有帮助的话。不过，我对此事细节了解不多，只是认为这是件好事。

　　《财经》：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保尔森：没有。但在我看来，这是个非常有建设性的步骤。

　　“与世界经济领袖之一的中国加强合作”

　　《财经》：美国方面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方面代表了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可，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对中国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要求——你是利益攸关者了，你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你要这样，你不要那样，等等。但是，中国人会问，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力量，特别是美国，自身可以做出什么调整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兴起？

　　保尔森：美国在非常积极地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组，中国会有更大的份额，目前已经在第一阶段的改革中走出了一小步，我们期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改变。我们支持中国加入美洲发展银行也很重要。另外，近期来的G7会谈一直有中国参加，中国在这些讨论中积极参与。总而言之，无论在WTO框架之内还是其他范围，我们都期望与作为世界经济领袖之一的中国加强合作。

　　《财经》：对你而言，银行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有何不同？

　　保尔森：财政部长是一份与高盛CEO截然不同的工作。我很高兴自己作出这个决定，尽管我怀念高盛，怀念在那里的朋友和工作。我本来没打算离开高盛，所以说来到华盛顿并不是容易的选择。但是这份工作面临的所有议题非常重要、有趣和充满挑战性。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但是这份工作丝毫不轻松。-

　　《财经》封面同组文章：

　　专访美国贸易副代表

　　中国式渐进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