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渐进路线

　　尽管金融业开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原则上颇有共识，由于这些举措都将对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绝非一蹴可就

　　尽管金融业开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原则上颇有共识，由于这些举措都将对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绝非一蹴可就

　　□本刊记者 叶伟强/文

　　中美经济关系的焦点是显而易见的——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中国金融业开放、知识产权；双方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金融业的进一步加快开放，以及更为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是符合中美双方根本利益的，只是对于这些方面进展的速度，太平洋两岸看法相去甚远。

　　中国政府看来仍将按照自己的步调行事，保尔森则要和时间赛跑。一方面，他和本届美国政府将在国会的持续压力下，使得自己“卸任之时”“中美经济关系能发展得更为稳固”；另一方面，要解决双方的“紧迫性问题”。

　　人民币汇改：不同的时间表

　　

人民币汇率问题或许是中美经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些激进的民主党议员，甚至把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主要归咎于“人民币被人为低估”。尽管保尔森等人坚决反对贸易保护的立场，美国国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日趋强硬，已有多个针对中国的汇率报复议案被提上议程。

　　人民币汇率难题并非只是美国一家的烦恼。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同样令中国政府为难。人民币币值低估，意味着中国在每一笔对外贸易都在补贴交易对手；货币政策自主性某种程度的缺失，以及巨额外汇储备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更使中国政府有苦难言。

　　为了抑制外来资本的流入，中国央行一直保持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利差，利率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主性。这种困境在2003年的经济过热时显露无遗；正是由于固定汇率，导致早该进行的加息一直议而不决。近年来，宏观政策操控的难度有增无减，不断积累而来的巨额外汇储备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更加重了各种担忧。

　　但是中国政府有更为担心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国民收入不平衡却在扩大，这不但导致了国民消费迟迟难以提高，更使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对于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本届政府而言，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对中国出口行业造成严重冲击，小则导致大量失业，大则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不得不慎重考虑的问题。

　　即使宏观经济整体无忧，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急剧调整，出口部门的大量工作将不得不向其他部门转移，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难以预料。何况，可能受影响的出口部门本身就是一股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强大力量。

　　权衡利弊，尽管几年来中国决策层对人民币低估所带来的成本已经洞若观火，仍然要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步调牢牢掌握在手中，而通过别的途径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比如说，调整对外贸易政策，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加大对外投资，等等。只要现有的办法仍可解决问题，中方的基调就不会改变。是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方始终显得不紧不慢。

　　中方对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和速度，并非美方所乐见的结果。即使保尔森本人，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此“感到失望”。

　　或许由于保尔森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了解中国国情，他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屈于外界的压力上调汇率，而只会按照符合自身的步调推进改革。不过，他并没有守株待兔，而是通过频密的对话加快这一进程。

　　事实上，他的每一次访华，都能带来明显的“保尔森效应”：去年9月19日至22日，财长保尔森首次访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在四天内连破三个整数关，达到7.9188；去年12月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人民币在11月最后一周连破了7.85、7.84、7.83三个重大关口；今年3月7日，财长保尔森第三次访华，次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以7.7386创下新高。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不排除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可能性。

　　可以预期，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人民币很可能再次加速升值。在此之前，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加息，则升值进程亦可能加快，而近来不断走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投放增长速度使得加息成为可能。中国2月出口高达51.7%的增长率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如果这种趋势是可持续的，则加快升值可以预期。

　　中美贸易：分歧何在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直接目的是改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在美国国内，巨额的贸易逆差往往意味着出口部门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在大选之年来临之前更是如此。

　　巨额贸易顺差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完全是好消息。来自美方的压力是其中一个方面，中国其实也在为贸易顺差承担着巨大的成本，顺差额越大，成本越高。

　　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并不仅是因为人民币被低估。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在“两会”期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收支失衡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而经济结构失衡，是由于资金(包括利率和汇率)、土地、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这样一来，中国不但是在补贴出口国，更造就了一个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并维持了长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因此，巨额的贸易顺差本身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亦称，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一个有效的政策组合，而不能过分地寄希望某一个变量的调整，例如汇率的升值。他认为，这个组合里应该包括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严格执法和保护环境等。比如说，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中国制造品价格的不完全，是中国对全世界的补贴。如果严格执法，保护环境，同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令产品价格反映其真实的成本，都将有利于对外贸易平衡。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今年2月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51.7%。由于进口增长率变化不大，这使得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大。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承认，今年头三个月贸易顺差“确实比较大”。他表示，对出口的政策要加以调整；对过去“奖出限入”的政策，今后会根据中国现阶段的贸易形式，在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最终达到贸易的平衡。由此看来，中国将在逐步取消鼓励出口的政策上加大力度。但这里并没有传达出任何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信号。

　　薄熙来称，中国政府从不追求高额顺差，目前的顺差是全球化发展前提下产业转移带来的结构性转移，这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国际的经贸大形势所决定的。由于贸易受产业及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他认为中国不可能马上调整过来。

　　他进一步解释说，虽然中国的顺差增幅很大，但中国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时利润很薄，欧美的进口商和零售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出口目的地的消费者也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然而，接掌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代表中下阶层的利益，而这一阶层在贸易失衡中受损更大，这使得民主党比代表富人和跨国企业利益的共和党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不过，总体而言，美国仍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点国会和政府都很清楚。

　　第三条道路：

　　金融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

　　要解决美国出口部门的就业问题，缓解国内舆论的压力，保尔森选择了更为务实的态度。

　　贸易逆差以及工作岗位的损失，是对国会和美国政府最直接的压力，尤其是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只是美国位于产业链的高端，许多方面和中国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增加美国民众在高端产业，如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行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机会。

　　这正是保尔森着力敦促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原因。美国的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向来执世界之牛耳，只是一直苦于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前者是因为市场尚不够开放，后者则是受困于知识产权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一旦中国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美国金融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当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则无异于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去除最大的障碍。

　　保尔森反复强调，这两点其实也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成为保尔森作为财长的第三次访华的一个重要任务。3月8日，保尔森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题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演讲，他敦促中国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进一步向外资开放。有评论认为，此举意在为今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提前热身。

　　保尔森在演讲中，对中国国有银行近年来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不过他同时指出，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新兴的经济领袖，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平衡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与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金融服务领域还不够开放、不够透明高效有关。

　　他认为，具体而言，中国金融市场正面临四方面制度性挑战，即资本市场不成熟、机构市场不完整、银行体系不成熟以及缺乏透明的监管体制。

　　面对金融市场这些挑战，保尔森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资本市场，以便为汇率市场化打下基础。但是，他认为，改革汇率体制只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不言可喻，如果美国民众能够更多地参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并分享其成果，这比之纯粹的人民币升值显然更有价值。

　　保尔森的建言固然是出于美方的利益，但因其同时符合中国的利益而具有现实可行性。中国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包括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都在一直强调加强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表示，欢迎外国投资者帮助中国进行建设。

　　事实上，中国要建立更加健康的金融系统，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不同层面引进合作乃至竞争，当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客观要求。

　　只是，尽管金融业开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原则上颇有共识，由于这些举措都将对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绝非一蹴可就。可以想见，中美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还将进行艰苦的“拉锯”乃至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

　　本刊记者罗昌平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封面同组文章：

　　专访美国贸易副代表

　　保尔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