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金碚等解析：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刘元春 金碚 杨瑞龙 毛振华 张晓晶 梅新育 陈彦斌联合解析：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原创 宏宏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中国网举办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4期）在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科技直播、网易财经、新浪财经、WIND等多家媒体同步线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近150万。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主持，聚焦“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金碚、杨瑞龙、毛振华、张晓晶、梅新育联袂探讨。与会嘉宾围绕四大议题发表精彩观点及讨论。

　　如何看待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增长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GDP作为一种总量指标在目前结构调整、大冲击、大改革的时期很难传递出经济体所面临的直接风险、问题和矛盾。而以“六保”作为着力点，可以有效针对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体现了中央统筹的思想。一定要正确认识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相反在就业、国际收支、通胀、民生、风险、小康等方面都设定了目标。同时，要认识到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不完成全面小康目标，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以就业目标为例，就业目标的设定意味着今年GDP增速依然要达到4%。因此，常规政策难以实现，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六稳”和“六保”的力度。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指出，不设定GDP增速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为目前设定的其他重要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是高度正相关的，比如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几乎是同质的，同时，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都离不开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下半年我国争取实现一个尽可能高的GDP增长率是肯定的，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今年下半年如果GDP不增长，日子将很不好过，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各个单位、地方要“无需扬鞭自奋蹄”，努力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认为，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目前经贸形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把GDP增速目标定得过高，可能会诱发强度过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一些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把GDP增速目标定得过低，可能会丧失一些发展的机遇。同时，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对增长的要求。恰恰相反，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具体目标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来支撑。从底线思维出发，要实现一定的增长，一方面要采取一揽子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预计全年完全有可能实现3%的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不设定GDP增长的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疫情发展远超预期。现在来看，全世界最困难的时期基本过去，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的是中国。但是从全球来看，疫苗没有正式推广以前，经济难以全面恢复，中国单方面想开足马力复工复产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特色慎重布局经济。不设定GDP增长而强调就业目标的核心是结构问题：中小企业的产值较小，对GDP的拉动也较小，但是它对就业的带动却很大。所以做好中小企业的工作，对就业问题有很大的缓和。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认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扶贫二者之间具有不一致的地方：解决就业问题、实现脱贫攻坚不意味着经济也能增长。比如，在保市场主体的要求下，通过保住企业不倒闭抑制失业率的上升，就业目标能够实现，但企业产出不一定增长，因为企业主要是靠政府和金融部门输血存活的。因此，在没有设定具体的增长目标，但是设定了就业和扶贫等目标的情况下，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很高。从名义GDP和国际元的角度来看，2020的翻番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无需过度纠结经济要增长5.6%的想法。未来还存在疫情二次爆发、中美冲突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谨慎地不设定增长目标，是为了给未来留出更大的空间和余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是管理市场预期和国民士气的这一管理艺术的新发展。目标定得过低，鼓舞不起全国人民奋斗的士气，还会引导市场预期，导致不良预期的自我实现；目标定得太高，如果没有实现，对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非常大。同时，不设定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上升趋势的逆转。尽管今年的出口绝对额与去年相比将减少，但是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望大幅上升。

　　如何看待“六保”与“六稳”的关系？就业优先政策如何落地？

　　金碚指出，“六稳”与“六保”是坚持了底线思维的逻辑，保住底线，就业优先。“六保”、“六稳”的政策目标是多重目标，尽管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相关的，但是里面仍然存在“trade off（此消彼长）”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我认为，上半年我国主要是寻找到这些政策目标正相关的方面，确定主导方向，同时将其余目标逐渐向这个方面转变，在下半年最终确定一个最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杨瑞龙认为，“六保”是“六稳”的前提。两者更加显示了我们的底线思维。守住底线就成为我们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重要出发点。无论是“六保”还是“六稳”，核心问题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就业和保民生是“六保”和“六稳”的“牛鼻子”。短期来看，我们国家要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同时，在可能条件下争取一定的经济增长，因为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对就业和民生提供一个扎实的经济基础。

　　毛振华认为，“六保”和“六稳”中，保就业和稳就业是核心，因此要以中小企业为抓手，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支持政策。因为，在这次疫情中，受损失最大的是中小企业，而且他们也是民生的重点领域。中小企业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面临严重的失业和没有生活来源的风险。具体来看，政府要补助“开门的企业”，可以通过帮他们发放部分工资，或者减税减负；政府还要择优扶持中小企业里有发展前景和科技含量的企业。

　　张晓晶认为，“六稳”的要求高于“六保”。“六稳”要求某一目标要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六保”仅仅要求某一目标不能越过底线，体现了事态发展和外生冲击的严峻性。因此，“六保”是“六稳”的底线。“六保”的核心是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着眼于解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底线思维。就业优先政策要鼓励更多的灵活就业，改变过去传统思维，允许摆摊等就业形式。

　　刘元春指出，“六稳”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抬头下提出的，而“六保”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增长，而是针对世界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同步深度下滑所出现的冲击、风险和超级问题进行布局的。要想达到“六稳”，必须以“六保”为前提和着眼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主要经济体在危机救助的过程中，核心要义是保生存，保生存就会体现在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因此，我们要把就业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财政货币政策都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

　　梅新育认为，“六保”是“六稳”具体要求的落地。要实现“六保”，不仅仅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整个宏观需求，而且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产业方面，二是微观市场方面。从产业来看，要突出高新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该产业的出口额占整个出口总额的20%，因此要保就业，首先要保住龙头产业；从微观市场来看，要放宽对企业的管制，激发企业活力，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如何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金碚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仅是解决总量问题，而重点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要有结构性要求。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要求资金要放到位，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要求要兼顾宽松和紧缩两个目标。

　　杨瑞龙认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收和支两面入手，一方面要减税降费、放水养鱼，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减税降费落到实处，让企业有获得感；另一方面，要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条件下，既扩张又收缩开支，扩张指的是要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收缩则要削减一般性开支。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二是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毛振华认为，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宽松灵活的办法是近几年罕见的现象，二者之间要完美衔接，既能对当前的经济救急，又能对长远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长期来看，我们仍要坚持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双底线思维，我国财政政策空间很大，这次应当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要少选择扩大风险，时效明显的政策。最重要的有选择地向全体公民发放疫情补助。

　　张晓晶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还不够。从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政府在扩张财政政策时是有所节制的，这说明，过去几年以来我们的防风险意识仍在，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大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会使得杠杆率急剧上升，压缩了未来的政策空间。同时，我国的边际资本产出在下降，这表明我国的效率在提高，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过去的去杠杆。

　　梅新育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要围绕以下几点展开：一是要有助于推动帮助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技术新兴产业抢占前沿。二是要围绕有助于让我们的已有的产业巩固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江湖地位”。三是要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的消费。四是要朝着怎样改善我国的营商环境的方向走。

　　刘元春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中定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几个特点：一是规模适度，今年我国政府可支配资金超过40万亿，足以用来应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二是风险可控，目前我国的债务上升幅度远不如世界各国那么高，可控性比较大；三是非常规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操作；四是中期可持续，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和应对下一步的超级不确定性留了很多空间，从而使我们市场保持良好的信心。

　　疫情下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应该如何建立推进居民消费回升和扩大有效投资的长效机制？

　　金碚认为，要以积极的“六保”为重点来实施扩大内需。目前总量调控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必须要有结构性的政策来调控。“六保”形成的安全预期，可以极大的改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有助于增加投资和消费。

　　杨瑞龙指出，要扩大消费需求，首先要稳住就业，只有稳住就业才能稳住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才有基础，其次要防范通货膨胀的风险。要扩大投资，除了政府加大投资以外，还要落脚于保市场主体，还可以放开某些垄断行业，让民营资本进入。

　　毛振华认为，一是鼓励民间投资更重要；二是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更重要；三是扩大消费更重要；四是发放居民补贴是扩大内需的落脚点。

　　张晓晶认为，投资要强调优势互补和优势地区集中更多资源，这体现在土地和其余要素上，因此，投资的重点方向应该是城市群和都市圈。同时，为了提高有效投资，要更多的鼓励民间投资，而不是让政府投资起关键作用。

　　梅新育认为，要想扩大内需，国家需要从发展二手商品市场上下更大的功夫。扩大有效投资要着眼于改造投资方面，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过快，但是更新改造投资保持了较快增长。但是在这个领域，司法和商业争议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政府要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刘元春认为，改革扩内需，改革提信心，只有改革特别是市场化、开放化，提振综合治理能力的这种改革，才能化危为机，才能使我们的“六保”能够做得扎扎实实，能够把短期的稳定和中期的发展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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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