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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承接产业转移需加强政策环境建设
江作苏：杨市长讲到非常具体的打造新的市场环境，有很多省里面具体的相同，下面请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同志发言。大家欢迎！前面几位时间都控制比较好。谢谢！
宋晓梧：东北产业转移与湖北产业承接我很认真看了，这和我前几年做东北振兴工作是很密切的。我们国家有中部崛起、西部开发，要打造好的政策洼地，把政策吸引过来，把产业吸引过来，看了报告，结合我前几年工作的情况，我想谈几点看法。第一个产业转移，从大的趋势上看，肯定是从劳动力成本比较高的向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趋势，从国内和国际看，都是这样的趋势。但是从实际工作看来，不仅仅就是劳动力成本，就能够吸引产业转移的。
我们在振兴东北的时候，也和香港的企业家、韩国的、日本的，还有一些华侨企业家接触，都分析形势，希望到东北投资，他们对东北的环境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投资的研究，韩国对外经济研究院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比较深的，不仅仅是分析劳动力成本，很多是要分析政府，政策是不是透明，办事效率是不是提高，一个企业申办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个城市的环境，包括自来水，小孩的教育，将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了怎么样，需要真正大的做长期投资的，需要考虑这些的问题，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方面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材料确确实实是综合性的环境。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的条件下，做产业转移，美国不要东西了，欧洲也减少了，日本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肯定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过去像美国出口的产业，不需要了，那往哪儿转移呢，是不是没有可以转移的机遇可以抓住。我觉得不是的，7月份我陪香港特首曾荫权到东北三省考察，我在吃饭的时候，就和香港贸发局的局长林天赋，我说你们的这些企业家来，就是了解了解环境，还是想做一些投资的实际工作，林天赋跟我说，我们的贸发局和政府不太一样，不是我们组织企业来的，而是企业各个商会、协会他们感觉到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经营很困难，是他们提出来要转移，那么往哪儿转移，他们想考察一下，这完全是跟企业提出来的，就是我们政府做服务，并不完全是政府主导，这个情况和我们的政府确实有差别。
我说你们现在到东北看了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具体项目具体谈，有的签了合同，看得挺好，实际上也没有达成协议。这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政策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专门和香港的中小企业在东北已经投资的，找他们谈，你们考虑投资过程中，还有哪些政策可以完善，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他们提了很多很具体的问题，包括上午一些专家，还有深圳来的企业家谈的关门打狗的问题，有好几家就说来了以后就是关门打狗。还有的说，到东北来了特别爽快，等到来了以后，说这个部门不能作主，还有找哪个部门，那个部门说县里面、地区不同、省里面的情况也不同，后面就不同了，宁可到江浙一代，哪怕下一顿饭是AA制谁付钱都没问题。我觉得这些谈得都非常好，我是从我自己这些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来考虑的，我觉得有机会，但是能不能抓住机遇，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低的问题，而是一系列政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作用。比如说像大连，当时也讨论了很多，能不能吸引外资，他们现在吸引外资很好了，他们专门搞了叫“一站式服务”。当时我们也认为很好，还作为经验宣传，但是真正找外企谈，外企说又多了一站，后来我把意见反映给大连市市长，大连市说再查一查，这一站的手续要办，其他的手续还要办。要和企业家多谈谈，了解情况。
第二点，我看了研究报告后，我们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这也是我实际工作的体会，对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现在很重视，但是真正到了县、地、市这一级，还是很多地方希望先放开一些，我们这个地方很贫穷，很穷困，先把项目拿进来，污染就污染，把标准降低一点，有些就引进了，引进后又停了，这都是实际发生的问题，不是现在作为一般理论的推倒，现在在实际上就发生了这些问题。我在31页里面说，长三角、珠三角在产业转移中也产生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产业转移的时候，还应该高度重视。后来我也去了西部地区，我也了解中部的一些情况，当时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就叫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办公室，为什么叫等，中央的政策很明显，就是等条件成熟后，向中部地区延展。所以，我觉得在产业转移中，应该强调关于环境保护、关于污染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报告里面的笔墨好像少了一些，可能在实际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基层的一些，到了县级一层，这恐怕是一个大的问题。应该说，日本第一次产业转移，是美国向日本的产业转移，第二次大的产业转移，美国、日本向四小龙转移。第三次产业转移，就是世界其他地方国家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这三次转移，实际上尽管这么说，都发生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那么究竟治理污染的成本和以后到底是付出多少，和引进怎么比较，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数量方面的研究。在我们这里面也看不出来。但我觉得还需要很好的研究。
第三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说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是比较难以避免的，因为第一次转移、第二次转移，当时日本也有污染，很难完全避免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尽管产业转移肯定是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但是在第一次转移、第二次转移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很大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比如日本接受了第一次产业转移，在日本的居民收入差距从来没超过0.35，在0.32左右。就我们现在国内有些人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由于有国际分工，我们有这么多的农村劳动力，用很低的成本雇佣他们，他们创造财富，这好象是收入分配自然发生的。我们考察过日本，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韩国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台湾城乡差距是2.5，我们是3.3，我觉得宋楚瑜来大陆演讲的时候，说经济发展，台湾的成就并不是经济成就促进了负繁荣，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台湾经济起飞，做产业转移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扩大。我们要好好地思考，我们为什么在第三次大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劳动力成本压缩得这么低，以至于影响到宏观经济，以至于影响到我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不得不靠出口来容纳过剩的生产能力。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我觉得这是在研究产业转移，特别是一次、二次、三次，包括第四次产业转移过程中，我觉得应该考虑考虑。到底我们的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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