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不足腐蚀经济增长(2)

　　来自FDI的证据

　　也许有人会问，FDI(海外直接投资)和腐败治理之间有什么关系。当前，全球越来越多的自由经济体都在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而跨国公司就不可避免地会考虑目标投资市场的腐败治理情况。这就使得FDI和国家腐败治理水平密切相关。

　　从中国来看，中国FDI数字一直都很惊人，而且中国FDI增长速度，一直超过全球新兴市场的整体增长水平。中国FDI占全球新兴市场FDI总量从1998年的22%，上升到2007年的30%。

　　在亚洲范围来看，除了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极为特殊的城市经济体，中国FDI占GDP之比已远将亚洲其他国家抛在身后。

　　此外，我还要从经济增长来补充一下我对中国腐败治理的看法。和“金砖四国”的俄罗斯相比，中国腐败治理已经做得很好。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它的私营经济部门和非资源经济部门的增长水平却非常缓慢。这其实也反映出，俄罗斯政府在腐败治理方面存在问题。

　　比较而言，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目前已卓有成效，私营部门经济增长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经济体内的对应产业部门。

　　同时，中国私营部门的这一惊人增速，也让那些指责中国政府无力推动私营部门增长的说法，不攻自破。

　　财政支持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财政收入趋势比腐败指标更具有说服力。

　　在1990年代，中国债务信用问题备受国际观察家的关注，他们担忧中国不能承受沉重的债务负担。

　　当时的中国，财政收入在减少，失业率在上升，养老金拖欠，以及银行坏账大量增加，每一方面都让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观察家给出负面评价。他们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进而会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拖入灾难的深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对中国政府偿债能力的怀疑是非常有依据的。长期以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始)，中国财政收入难以增长，同时预算很难得到控制。

　　中国财政收入的恶化和经济周期直接相关。1991—1995年，中国经济泡沫破碎之时，财政收入也跌至历史最低点。到了1996年，中国政府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经济资源来编制预算了，当时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之比已经降至国际社会警戒线10%以下的水平。同期外债数量的高涨，也让世界银行和IMF都公开表示对中国爆发财政危机的担心。

　　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加税和削减财政支出。在城市，政府最终从城市住房和其他福利领域逐渐退出。这一放手还带来一个好处，政府可以更加专注于两个问题：就业，以及就业人口的工资增长。

　　在农村，农民曾经可以获得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免费资源，但就在199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要求一些乡镇和村庄独立承担这些费用。这些费用最终落到了农民身上。这样，农民一方面要多交政府增加的税赋，另一方面还要支付沉重的医疗和教育费用。

　　通过税收改革，中国政府今天已经走出困局。从中国10年财政收入变化走势来看，中国税收已经变得越来越聪明。比如，1990年的税收改革增加了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比重，这也标志着中国税收机制走向成熟。

　　更重要的是，中国财政收入的回升，还伴随着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反弹，而且反弹速度还非常大。也就是说，中国税收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之比已经接近20%，这证明了中国财政实力和税务部门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同时，中国政府负债占GDP之比从2003年后就不断下降。

　　中国财政实力的巨大提高，政府才有能力来关注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贫穷市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也做了很多事情，尤其是推行农村新政，包括免除农业税，补贴农产品，以及加大向地方基层政府部门转移支付。

　　那么，中国财政实力会不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呢？

　　我的结论是，财政收入未来五年内也会继续保持增长，企业也还维持很强的盈利能力。

　　由于政府收入和经济周期相关性较高，这也让我对当前的中国经济信心较足。道理很简单，中国财政收入的增加也确实让宏观经济走出了低谷，那么当前中国财政收入如此强劲，中国宏观经济当然就让人放心。

　　我已经说过多次，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已从周期顶端开始滑落，不再可能重复过去几年超常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不太可能发生1996—1998年那样的硬着陆。

　　做出这样的判断，其理由之一也是财政收入还会保持增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也值得期待，这都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作者为瑞银集团新兴市场经济师，本刊记者齐忠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