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区30年：国家使命的延伸(11)

　　记者观察

　　特区该作担当者 不为世俗牟利人

　　中部“新特区”花落长沙、武汉时，一时喧嚣的口水争夺战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中原城市郑州落选后流露失落之意，且表示“反思”。据悉，自重庆、成都成为“新特区”之后，全国曾有17个省市以各种名义也提出了新特区申请。不知当时各省是否都与郑州一样在反思总结。

　　前些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引起了深圳从官方到民间的集体反思，至今被人称道。在记者看来，中国的特区之路风风雨雨27年，时至今日，更应该在整体上作一些回顾与总结。

　　自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最早成立特区以来，至今全国一共有10多个经济特区。有人提出，偌大一个中国，100个特区也不为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特区作用的边际效应呈递减之势。

　　当然，深圳特区取得巨大成功是综合因素所致，有毗邻香港的地缘条件和开放条件，有人的问题，也有喝“头啖汤”的优势。我们自然也不能苛求所有的特区要像深圳那样一触即发，迅速崛起。

　　深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它契合了整个中国谋改革、求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在当年思想和市场都处于禁锢状态的前提下，深圳因为一下子打开了思想枷锁、放开步子闯出一条路子来，其“爆发力”冲击之大也就不难想象了。

　　当时的深圳，承担了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为全国做出一个榜样的大任，即通俗所说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发展经济。其时，特区所指向“中国课题”与深圳的“地区课题”的诉求，本身是高度一致的。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发展经济和解决相随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相比较，前者变成一个相对容易实施的课题，而后者则日益紧迫地催促决策者加紧解决。

　　所以，成都、重庆特区被定义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一直以来没有认真面对的“二元社会”、“城乡差距”问题；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武汉被定义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试验区”，则是要解决粗放发展和日益尖锐的环境问题。

　　但是，从纷纷扰扰的“申特”口水战来看，各地方政府的认识并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上来。大多都抱有挟特区之名“要政策、要项目、要财政支持”的算盘，这种意图从好听的角度说，也只能算是“谋一方经济”。

　　从这一点来看，今日之特区与当时的深圳特区比较，地方的诉求(地区课题)与中央的诉求(中国课题)不但不具有对称性，而且存在一定的错位。

　　事实上，在当年的深圳，无论是中央的决策者，还是当时广东、深圳的要员，都深知深圳开设特区不仅仅是机会，也同时要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

　　而今，从各地蜂拥而至争当特区的局面来看，“特区”渐渐只具有一种单向的含义：改革者的担当角色少见了，易之为世俗的牟利者之嫌增加了。

　　当年深圳作为特区，小平深知中国人要真正解放思想，必须让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地方，让一些敢闯敢为敢担当的人，“杀出一条血路来！”目的是要给全国树立一个解放思想的榜样，其开启改革智慧的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深圳一城之发展的现实意义。

　　其时，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上，是人的能动性在推动制度的进步。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在解决一些全国性问题、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更多的需要来自制度上的智慧。

　　今天的诸多中国问题，其路径不再是当年那样指向胆量与魄力，也不能再过度依赖当年的思路，通过局部试验来解决整体问题，而是需要全局全盘考虑，从制度层面来解决基层现实困境，以制度解决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特区”二字的能量为什么会边际效应递减了。

　　追踪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

　　防止改革开放的成果被断送

　　《中国经营报》：本报刊发了独家调查《外资“围剿”股指期货》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你怎么看待股指期货推出的时机？

　　赵锡军：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形，市场对股指期货的反应是中性的。这一点证监会并没有说错。但如果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股指期货就会成为投机者一种很重要的 工具。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香港金融市场动荡，股指期货就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股指期货目前推出不是说特别有利，也不能说特别不利。因为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主要是看投资者对新品种的了解程度。说实话，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目前对股指期货的了解并不是很充分。要让所有的投资者都做到了解股指期货，要花很长的时间。客观上讲，我们国家对于股指期货的准备时间比任何一个新品种都要长，证监会说"做好了准备"，其实也有一定道理。

　　但核心的问题是投资者有没有做好准备。尽管目前我们推出了很多仿真交易，但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毕竟是少数。将来股指期货推出来以后，是不是除了这一部分投资者，其他人就不交易了？怎么让广大的投资者都了解股指期货的原理、风险等，还要进一步做好普及教育工作。现在的投资者教育往往都是针对将来可能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群体，但影响更大的群体是不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股票投资者。

　　中国的股票投资者往往都习惯于做多机制，对于做空机制和风险的认识严重不足。证监会通过仿真交易对一些投资者进行了教育，也强调了风险，但忽略了期货、现货两个市场的联动效应。股指期货交易还是具备一定的门槛，很多股民、基民不一定能做期民。

　　期货的交易对股票和基金的交易是有着很大影响的，两个市场会发生联动。正常情形下不会很明显，但极端情形下就非常明显。当看空的时候，卖空的股指期货投资者会砸低现货市场，不参与期货交易的股民就会非常吃亏。

　　《中国经营报》：有观点认为，压低股票指数就能很好的避免股指期货推出来的风险。

　　赵锡军：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机构做多也是为挣钱。现货和期货都同时做多，出现泡沫之后再做空，那么打压现货市场做空期货的联动效应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现货市场就成为了期货的工具。尤其是投资者不理智的情形下，机构散布一些虚假信息来诱导投资者，散户就会帮着机构推高股指或者打压股指。目前的教育没有让投资者很好地理解：“期货、现货联动效应”是很容易受诱导的。

　　《中国经营报》：还有观点认为，加大市场的容量，加快蓝筹股发行的速度，发行新的基金，也是可以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

　　赵锡军：关键是看流通的股份有多大。工商银行的盘子很大，但多一半是不流通的，小一半是在香港市场流通的，在A股市场只有3%，这个比例非常小。一方面盘子要大，特别是流通的股份要大，另一方面组合要分散，不能都集中在蓝筹权重股上。股指完全依赖于某几只股票，它们的波动就会影响股指大幅度的波动。

　　美国最典型的股指期货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大盘子，每只的权重在500指数里都很小，而且操纵难度很大。操纵其中的一只股票的资金量都非常可观，要操纵500指数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是有双重门槛的，集中了很多的大盘股，每只的流通盘都非常大。

　　现在我们就只有沪深300，盘子相对来讲不大，权重股的变化对股指的影响特别大，比如中石油。我们应该扩大蓝筹的盘子，尽可能让股票的种类增多。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小，资金量又特别大，投资者很容易受到诱导。从投资者的构成来看，大多数都是散户。某些机构可以推高股指，诱导散户去接盘，它们是在挣散户的钱 ，说白了就是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目前的监管能力能否有效避免股指　期货被操纵？

　　赵锡军：工商银行的盘子虽然很大，3%的流通盘很容易被操纵。此外，通过香港市场操纵也比较容易，香港和内地分属两个监管机构，监管操纵股价的难度更大。

　　过去股票被操纵的案例很多，股指期货本身被操纵的可能性不大。但通过操纵结算价格来影响股指期货投资的案例非常多，都是通过操纵现货市场的价格(即股票指数)来影响结算价格，最终来实现多头或空头的利益。

　　香港当年的市场很明显，国际投机者在期货市场大量卖空，现货市场大量抛售权重股，把恒生指数砸低，现货市场产生悲观情绪，这种情况非常可怕。股指期货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效用先行于现货市场，使得现货市场崩溃得更快。如果反过来操纵，做多的投机者先在期货市场大量买入做多合约，然后去现货市场去做多权重股，期货现货市场都会产生泡沫，加速泡沫发酵。

　　香港有H股市场，内地有A股市场，情形更为复杂，无疑是多了一个操纵的手段。如今的A股市场虽然容量比当年的香港市场要稍微大一些，而流通盘并没有香港市场大，A股被操纵的可能性更大。

　　但我们一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的，如果是政府想通过买入国有股与机构投资者进行对冲，也是一种手段。但这样也会被认为是政府操纵市场。

　　《中国经营报》：如今有很多业界人士和机构，包括证监会都在呼吁股指期货更快的推出。这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赵锡军：这个我不太清楚。投资者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怎么能挣到钱？通常情况说，要打有准备之仗。这个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市场，就像现在股票市场一样，跟风的投资者能挣钱吗？

　　这些年我们的监管能力确实得到了加强。依靠正常的监管是不能化解所有的风险。不是监管能力达到多少的时候，就能把风险降低到零。在正常的情况下，风险是可以被降低的，这永远是一个考验。

　　《中国经营报》：我们如何规范外资？

　　赵锡军：我们目前是“GFII制度”(即普通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投资者范围较QFII更为广泛，政策较之QFII更加宽松)，逐步将外资放进来。问题是通过地下渠道流入的外资，这是非常难以控制的。这些境外的热钱总是能够找到渠道流到国内市场，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需要我们加大对违规违法的监管力度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但H股是无法控制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如何看待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的问题。

　　赵锡军：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应该来说，市场参与者的能力越强，金融市场越安全。当我们的工商银行变成了汇丰、花旗，银河证券变成了高盛，我们就不怕外资来投机。现在之所以要保护金融市场，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如人家，这是小孩与成人之间的竞争，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快让投资者成长起来。

　　防止投资者的钱被人掠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中国经营报》的报道里也提到，如果在现货、期货两个市场同时打压，极有可能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被断送，香港当年被国际投资者投机，不仅仅是股市陷入低迷，房地产市场等等全方位都被打压，香港很多人都出现了负资产，经济受到的影响长达10多年。这不仅仅是股票市值缩水，还包括很多的社会问题，投资市场的信心重拾也将是困难重重。

　　本报记者 程涛 采写整理

　　除署名外，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 江海波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