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改区之“别”

　　“我并不同意将综改区比喻为‘新特区’。”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指出，上世纪80年代国家在深圳建立特区，特区可以在区域内进行经济、政策、行政体制、管理机制等全方位的综合改革，是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试点。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先后在上海浦东、天津滨海设立新区。与之前的特区相比，新区改革的面缩小了。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但突出了区域带动功能。其中，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也有不同，前者的改革更带有外在功能，联系了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赵凌云认为：与前两者相比，“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范围进一步缩小，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像当年深圳一样的改革浪潮不会再有了。”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张萍分析道：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依照世贸的规则，国家已经不可能单独给某一个地区独有的经济政策。因此，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第一批特区曾经拥有的许多政策优势将逐步消失，而中国最近获批的新特区，也不应该再期望重走当年第一批特区的道路。

　　张萍认为，历经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由单一的经济改革向社会综合改革扩展。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内在含义，并不是讲单纯地发展经济中心，而是要发展成为一个机制创新中心。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滨海新区大力推进现代工业化，浦东则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是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必要尝试。”张萍说道：城乡统筹是中国中西部地区都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是工业化中期城乡社会的融合与协调发展问题；而“两型社会”解决的是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期间，城与城之间的矛盾与协作。这个问题在东部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

　　争夺“第四极”

　　“武汉市第5座长江大桥——阳逻长江大桥刚刚通车，驾车北上北京，东去上海，1200公里内的省会城市10小时可到，实现‘朝发夕至’了。”在武汉江汉物流公司负责人刘堪新看来：武汉机场、地铁、公路、铁路，以及火车站的改造升级，正是武汉中部“陆港”的标志。

　　武汉恰好处在京广铁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接处，位居国家“十一五”交通规划“两纵两横”中的一个节点上。伴随着武汉城市群经济实力的增强，武汉希望逐渐充当起中部“陆港”的角色，成为西部物资走向东部和东部物资进入西部的交汇点。

　　“目前中部地区，机场吞吐量最大的就是长沙黄花机场。”一位长沙政府人士表示，虽然长沙没有处于“两纵两横”的节点上，但在西部的重庆、成都，南面的香港、广东，北面的武汉之间，可以同时起到全面联动东、中、西部特区的作用，这就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建起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意义，“长沙，也是全国特区布点的中间‘陆港’。”他说。

　　据湖南省发改委透露：为进一步打破不同城市之间的要素流通障碍，到2008年，湖南还将全部拆除或外移长株潭三市互连公路收费站点。与此同时，长株潭的地铁轨道交通项目也已经上报国家批准，有望2008年开工建设。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只有发展成为中部‘陆港’，才能提升城市在中部区域的战略性，进而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第四增长极，从而获得和当年深圳、上海和天津一样的政策优势和资金扶持。”湖北一位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参与者一语道破湘鄂争建中部“陆港”的幕后动机。

　　据了解，竞争第四增长极的不仅是湖南、湖北两省。随着今年2月21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获得国家批准实施，即将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也加入到争夺战中。

　　“广西北部湾新区的特点在于可以辐射西南腹地，是中国沿海最后一个有望成为第四经济增长极的地方。”赵凌云认为，北部湾新区有可能成为武汉争取国内第四增长极的强劲对手。

　　“正是由于现在特区太多，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第四增长极的话，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开发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分析：一个地区一旦被确立为国家第四增长极，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

　　该工作人员举例：例如国家给予某地倾斜一个500亿元的重大工业项目，这时候，大规模的工业征地便可以展开。因为，在没有国家级的大项目情况下，大规模、成片的工业用地征用几乎是不可能的。随后，在大项目的周围，肯定需要更加庞大的上下游配套产业。一般情况下，500亿元的主项目可以牵动1500亿元的配套投资。当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启动后，上百亿的电力等投资项目将逐步跟进。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工业的吸引下，银行可以向当地政府提供可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贷指标。拥有信贷资金后，再结合工业项目带来的人流和税收效应，政府便可以进行轨道交通、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等综合建设，随着城市面貌的巨变，地价和楼价开始上涨，更加庞大的房地产资金进入，政府又将拥有高额卖地收入。最后，城市开始兴建CBD城区，区域总部落户，富余产业开始往外迁移，辐射效应显现。

　　“如果不是第四增长极，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审批和倾斜上，综合改革试点获得的机会就会比较少。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重要交通网络建设上，也有可能进度慢于其他的特区城市。”上述人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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