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区30年：国家使命的延伸(9)

　　“内生型”为主 “外向型”为辅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理解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苗圩：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的一个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实际，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具体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沿海地区先发展，目标是200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具体方式主要是改革开放，立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利用外资来取得发展。

　　到2000年的时候，我国用了2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初步小康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批沿海城市带动了相关区域的发展。如长三角，通过上海带动了无锡、苏州等区域的发展。邓小平同志确定了四个特区和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最后是上海浦东。

　　到了2000年以后，按照三步走的目标的第二步，就要发展中西部地区了。党中央及时做出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中部崛起战略，取得区域协调的发展。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只有沿海地区发展，而没有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那么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经营报》：武汉“两型试验区”与深圳和浦东等特区有什么区别？

　　苗圩：在区域协调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客观形势和自身条件，选择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简单来说，前二十年沿海地区发展是靠开放；那么内陆地区的发展除了借助于开放，更多的是要借助承接国际和沿海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优势，同时更要走一条立足于外向型和内生型相结合，并且以内生型为主的发展模式。

　　内陆地区相对来说，腹地比较大，国内市场比较广阔，内需拉动经济潜力非常巨大。内陆地区要寻找有别于沿海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以内生型为主，以内生型和外向型结合的发展模式。

　　“通过差异化的路子来建设两型社会”

　　《中国经营报》：如何打造“两型”新特区？

　　苗圩：通过差异化的路子来建设两型社会，武汉有三个优势：“大企业、大项目”，“商业和区位优势”，以及“科技优势”。

　　武汉处于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的一个必经之地，区位优势明显。武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以武汉为圆心，以1000公里为半径，中国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武汉传统的商业和服务业对周边地区有较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一个说法，全国的帽子80%是由汉正街批发出来的。

　　武汉已确定了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构建区域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体系等目标；在产业结构上，武汉正在增加投入，将以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向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在发展模式上，武汉以拓展消费为重点，促进区位优势转化为服务业优势。

　　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除体制和机制的限制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找到一条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的发展道路，解决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土地占用过多的问题。

　　武汉是中部的特大城市，我们想通过“两型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试验区的范围包括“8+1”城市圈，有些人说武汉与周边城市差别太大，难以带动发展。我想中央让武汉承担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我们的试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和地区如何做到协调发展，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探索这方面的经验。

　　吃小灶的政策不会再有了

　　《中国经营报》：“两型试验区”获批后，中央会给哪些优惠政策？

　　苗圩：武汉市获批试验区后，中央不会给特殊优惠政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后，讲究普惠，“吃小灶”式的政策已不会再有了。试验区就是要先行先试，在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总体要求前提下，不必拘泥于现行的管理制度，可以大胆改革，早日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所以，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

　　至于怎么做，我们正组织这方面的专家研讨，制订一个实施方案。两会之前，我们的市长专门组织了武汉地区的专家开了两次座谈会；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也找了国务院专门的研究机构，进行咨询，提出具体方案。还要报到省委省政府，得到批准以后，还要向国务院报告。

　　《中国经营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圈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如何处理两地在试验区建设中的关系？

　　苗圩：有联合，也有竞争，但联合大于竞争。两型社会，武汉需要，长沙需要，全国都很需要。如果不按两型社会建设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话，我们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总要留点资源给后人，总要留点青山绿水给后人，所以武汉和长沙选择两型社会建设作为切入点，作为综合配套改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更要联合。

　　我们会抽出合适的时间，主动到长沙去，进行充分的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改革体制和机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本报记者刘晓午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