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区30年：国家使命的延伸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谢扬林、刘晓午、江海波、程涛

　　编者按

　　两湖熟，天下足。

　　富饶的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自古便被誉为中国的“粮仓”。湘鄂这两个历史上的“粮仓”，经历了2008年初的雪灾后，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期间因即将实施“综改试验”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达《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让这两大“粮仓”开始肩负起了中部崛起的“国家使命”。

　　本报记者深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探究中国中部地区最庞大的两个城市“部落”正在以何种创新方式迎接历史“巨变”的前夜，并将向读者展示中国建立特区近30年间，从“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巨大变迁。在这场变迁后面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种变革背后体现着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使命？

　　一线调查

　　“两型社会试点”：“新特区”尝试大部制路线

　　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湘鄂两地分别传出消息：长沙将要走“大部制”路线，力图全面消除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而武汉亦在酝酿在城市圈中实行“占一补一”的土地置换政策，以最集约化的方式，为大工业寻求土地保障。

　　从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两型社会试点)，到制订综合改革配套方案，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的“融城”思路，正在逐步展现。

　　“与国家此前批复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不同，中部‘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将不再享有政策优惠和资金投入。”湖北省及湖南省参与综合改革试点配套方案研究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湘鄂综改区最大的“含金量”就是国家给予的“试验特权”。

　　“在试验特权下，一些长期制约中部城市群生产力解放的市场壁垒、体制障碍将被一并打破。届时，一些原有的商业规则也将推倒重来。”上述人士说。

　　地方“大部制”路线

　　“我在长沙、湘潭、株洲三个城市都设了分厂，目的就是和政府讨价还价。一旦哪个市的官员借环保理由强行管制我，我就把生产重心转移到另外一个市去。到时候那个要管制我的市就要承受税收减少的压力。”

　　李立(化名)是湖南某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得知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后，自己就开始考虑是否要将各地的分厂集中在一个城市发展。因为，作为同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未来的环保标准和优惠政策肯定要实现标准统一。

　　“之所以选择在三个市建分厂，是因为各地的标准执行力度不统一。有个别企业，在某个市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好一点儿，他们的标准要求又可能会以某种名义低一点儿。这在竞争中就显得很不公平。我们为了避免吃亏，在几个临近的市都建了分厂，目的就是方便与政府讨价还价。事实上，厂区分得太散，并不利于集中管理。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李立说。

　　2008年2月25日，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研讨会”上，湘潭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利文指出，长株潭三市行政区划导致的行政壁垒需要借助“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机遇，促进三市的大联合和城市群的大发展。

　　陈利文说：“至少可以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管理委员会，整合三市的职能部门，以大部制的原则建立若干跨市的专门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贺倩云建议，在土地规划上，可以建立长株潭土地管理局等行政级别的机构来进行整体管理。

　　另外，研讨会上也提出，湖南省财力比较薄弱，过多地依赖中央财政不太现实，因此，建议设立改革专项基金。湖南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罗宏斌表示：可以优先考虑建立起长株潭财政协调机制，在省财政厅和三市财政局分别下设改革专项基金办公室，使得基金筹集有稳定的来源，并且是三市的资金定期上缴。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由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研究会会长张萍率先提出的设立“长株潭综合管理委员会”，正在由设想转入实质性的研究探讨。

　　湖南龙行天下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仁华认为：长株潭形成一个综合改革示范区后，只要在三市之间的优惠政策、环保门槛、产业规划上实行统一标准，就可以改变以往中小民营企业“打游击”的发展模式，安心在一个城市集中发展。李立也表示：“从高层的表态来看，走‘大部制’路线是未来长洙潭新特区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大势所趋。但这或许将是一个要花几年时间才成熟的事。我可能不等这个事实现，就已经把企业搬到政策更优惠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