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中国企业十大落马高管: 他们为什么谢幕

　　中国企业高管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是“企业家要学法守法”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建立和健全一种制度——使所有的中国企业塑造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塑造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现代企业文明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吴 英 2月10日被刑拘，离职前系浙江本色集团董事长；

　　敬克文 3月份被刑拘，离职前系四川绵阳燃气集团董事长；

　　乔 洪 5月份被“双规”，离职前系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国胜 7月9日被依法逮捕，离职前系河南花园集团董事长；

　　王效金 9月10日被检方立案侦查，离职前系安徽古井集团董事长；

　　孙树华 9月10日被依法批捕，离职前系河南华林集团董事长；

　　陈同海 10月份被国资委确认“双规”，离职前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伟彬 11月29日被判有期徒刑3年，离职前系佛山金冠集团董事长；

　　龚家龙 12月份被公安机关认定涉嫌五宗罪，离职前系湖北天法集团董事长；

　　张晓光 12月4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离职前系东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各种排行榜单粉墨登场的岁末年初，我们推出这份包含10位落马的企业高管名录，显然不是指望以标新立异而引人注目。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们不仅通过嫌贫爱富的财经媒体记住了这些普普通通的名字，也在福布斯和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中渐渐熟悉了这些名字背后的鲜活面孔。

　　如果不是奇迹就是巧合，当人们发现落马的企业高管名录和名闻遐迩的富豪排行榜单总是重复着一些相同名字的时候，越来越娱乐化的胡润富豪榜就仿佛一道令人生畏的魔咒：谁有幸走进胡润的视野，谁就有可能大祸临头。

　　落马的标准

　　在中国的财富游戏中如鱼得水的胡润当然不能悟透企业家所谓机缘，也不存在什么先见之明。他编制的富豪榜单虽然并不全是哗众取宠，但对中国的富豪而言既不是一种认可也不会是一种荣誉，它只是某一个时期以胡润的统计方式罗列的一份中国富豪财富名录。我们旗帜鲜明地把“2007中国企业十大落马高管”榜单与胡润的富豪排名相提并论，是因为两者间这种隐蔽而复杂的关系让我们深感不安，并且希望借此激起人们更多的探讨与追问：有多少腰缠万贯的企业经营者可以逃避胡润的魔咒？拥有巨额财富和遵守法律是不是不可调和？究竟是什么东西常常使我们的企业家在要么触犯法律要么葬送企业前途之间作出无奈的选择？

　　我们并不想背负“媒体审判”的名声。在2007年最为失意的众多企业领导人中间，《法人》严肃挑选出的10位企业高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受到法律的规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都因为和法律的龃龉而不得不中断曾经给他们带来财富与名声的营商生涯。对于这些声名显赫、一度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在2007年一定有着相同的内心感受——不管他们如何热情地憧憬过自己的锦绣前程，但绝对没有想过作为商界精英会在农历狗年黯然谢幕。

　　和许多排行榜编制者的初衷不同，《法人》把握上榜人物的标准，除了考察这些失败的高管在其所在公司、行业乃至更广泛的领域所拥有的影响力之外，还会认真思考其在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走向法治过程中所具备的标本意义。

　　谢幕的背后

　　《法人》首先关注的是那种“商界奇才”——他们一开始囊中羞涩，但在极短的时间里却拥有了万贯家财和看上去实力雄厚的产业集团。作为私营企业，却与地方政府或者官员保持着十分亲密而暧昧的关系。孙树华、谢国胜、龚家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缔造了华林神话，一个构建了花园系列，龚家龙则成为中国民营石油企业第一人，并且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登上了万众瞩目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孙树华们尽管学识浅薄，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但有一点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政府有项目，有急于贱卖的国有资产，而由政府控制的各大银行则有用不完的钱。

　　善于投机取巧的私营业主于是将自己商业战略的绝大部分用在了讨好政府官员上，而某些官员也乐意用手上的权力换取老板或明或暗的贿赂。这无疑折射了中国经济环境非常独特的一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外国投资和大量的政府支出，而不是创新思想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新兴企业。政府的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如此重要，以致有那么多的孙树华们习惯于把眼睛盯着政府而不是市场，习惯于捕捉由权力带来的各种机会，习惯于谋取特殊资源而一夜暴富。唯一不习惯的是，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企业的品牌和茁壮成长。

　　完全由一个人实施统治的企业落马高管同样是我们选择的重点，这是典型的“一个人企业”。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私营部门，这种独裁的管理模式都相当普遍。这些企业老板不是国王，在企业里却拥有国王一样的权威。他管理企业的方式就像一位精明的父亲管理家庭——安徽古井集团的王效金、四川绵阳燃气集团的敬克文可能是最好的阐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古井集团的成长和壮大都是一个奇迹，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专断和远见的企业领导人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对于敬克文而言，如果没有管理层与企业产权之间的制度性安排，将因“滥用职权”而获罪的国企高管肯定不会只有他一个。

　　值得人们品头论足的显然不只是王效金涉嫌受贿而被捕。王效金的受贿动机依然像过去那样难以猜测，但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精心打造的管理模式尽管一度成为古井集团引以为傲和极力捍卫的财富，然而在王效金突然离去之后，这一笔财富却使整个集团不堪重负。古井集团的戏剧性命运可能再次表明，一方面，那种“一个人的公司”由于专制管理而使权力失去监督，从而毁掉“一个人”；另一方面，这种依赖一两个人的声望和意志维持运转的企业注定会危险重重——不管有多么优秀，它的成功只是源于英雄式领导的推动，既不能复制，也无法成为学习的经验，而且当“英雄”不幸倒下之后，它的商业帝国顷刻间将摇摇欲坠。

　　即使没有大小媒体和各种传言的渲染，陈同海、乔洪、张晓光的名字也一样可能家喻户晓。他们作为树大根深的国有企业掌门人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代表，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毫无疑问，这种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对他们的个人魅力和品德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商业原则和官僚主义之间，他们很多时候离后者更近。他们一旦独揽大权，一个人的思想就可能决定整个企业的制度与沉浮，所以国有企业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谁来担任领导人，而是领导人在企业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这些长期受到政府关照的国有企业里，管理者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利用政府资源甚至公权力进行经营，获取利润，承担社会责任，因而基本算不上参与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的高管而言，诸如廉洁、自律和崇高的道德感这些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反而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在享受官衔的同时，还可以支配堆积如山的金钱财富。内心深处的贪婪一旦结合了官员权力的放大，毁灭也就不远了。

　　国有企业是大众公司，更是我们这个特殊社会的平衡器，它应该由中国最精明、最廉洁的精英们实施管理，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在不计其数的国企领导人随时可能采取自私自利行动的非正常时期，一切国企都太需要一种完善的治理结构了——既有严格的权力制衡与监督，又从不缺乏蓬勃的活力，这样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才能真正不负众望。

　　法治要多久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从一开始就能实现法治的目标。这种制度性缺陷不但使得暴富神话常常成为可能，也在不断地引诱一些最缺乏德行的企业高管满怀侥幸、以身试法，轻而易举地攫取巨额的不义之财。

　　在这些风光无限的富豪背后，往往是一个负债累累、迷失了方向并在无法无天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公司。在一两天内就被中国人快速熟悉的名字，也只有掌控这些公司的老板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很容易让他们名噪一时，并且可以让他们进一步利用这种炒作而来的名声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的春风得意往往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某个时候在打盹的法律总是习惯于被来路不明的巨量财富所惊醒，吴英、周伟彬在欢天喜地的登上福布斯榜单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已锒铛入狱。

　　如果说吴英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算得上是一种冒险而刺激的金钱游戏，那么头顶“中国涂料大王”光环的周伟彬涉嫌偷税，则是自作自受的暴富噩梦。据说吴英在举步维艰地经营一家美容院的时侯，就信奉生意即是金钱游戏的法则——小生意就是和小人物玩的游戏，大生意就是和大人物玩的游戏。这当然不是只有中专学历的吴英的独特发现，在新千年刚刚降临的时侯即在国际金融圈内流传甚广的这一法则，在今天可能提醒我们，中国企业高管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是“企业家要学法守法”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建立和健全一种制度——使所有的中国企业塑造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塑造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企业文明。

　　拥有了这样的企业发展思路，我们的落马高管排行榜才会变得毫无前途；拥有了这样的企业发展思路，那些已经黯然离去的高管的悲剧命运才具有了警示意义——对于正在大胆追求个人与公司利益的创富者而言，如果说过去的岁月给他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经验、声望和投机取巧的智慧并不总是靠得住。因为，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他们正从一个时代的暮色走向另一个时代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