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金融业的国际化时代

　　宣昌能

　　当前，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存度已处于世界前列。中国许多大型国企和领先的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经营，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到制成品的市场营销，以及生产能力和资本配置都在全球化布局中发生。可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引进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走出去”也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已迈出可喜的步伐。

　　随着实体经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金融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也在迅速跟进。根据国际上金融业“跟着客户走”的跨境发展规律，可以预计中国金融业 “走出去”的高潮就会到来。但到目前为止，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并且发展不平衡。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有大量的金融服务需求，如各类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结算、上市、债券融资、证券化以及战略性并购的投行服务等等，迫切需要中国金融业的跟进和金融服务的支持。同时，这些金融服务需求为中国金融业跨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战略机遇。中国金融企业如果不能为日益全球化的本国实体企业提供一揽子的全球性金融服务，最终可能会失去这部分高端市场，从而削弱在本国的市场地位。

　　银行业“走出去”的有益探索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保险行业借着中国加入WTO的契机在“引进来”方面起步较早，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保险行业的发展，并且在 “走出去”方面也已起步。银行业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好进展。各主要国有银行 （农行除外）迅速完成外汇注资、财务重组、适度的战略投资者引进和境内外上市。这些措施快速增强了国有银行资本实力、改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初步确立股东回报最大化和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和资本市场的外部约束和管理层富有成效的执行，促进了各项内部改革的推行，风险管理和内控水平大幅度改进，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有了明显发展，赢利水平稳步提高。国家作为控股股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股东权益得到显著增值。

　　股改的过程也是国有银行拓展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以通过内部改革夯实基础为前提，各主要商业银行在“走出去”方面已不同程度地迈出了步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跟着客户走”已成为完成股改银行海外战略的明确目标之一。如工商银行最近参股南非最大的商业银行——标准银行集团，持股比例达百分之二十，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双方通过战略合作，将会有效地为中国石油和资源类企业在非洲日益活跃的经营活动提供金融服务。此外，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公司以及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的举动，都旨在更好地为本土客户提供全球化的服务，并致力于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更好地参与目标市场的增长。虽然跟国际先进银行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国有银行近年来改革的重要成就是有目公睹的。

　　证券业可加快“引进来”和

　　“走出去”

　　在证券业方面，行业综合治理在过去的几年里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对问题券商的处置和鼓励规范券商的发展，证券业出现了初步的行业集中，为规范经营的证券公司做强做大创造了条件。证券业的资本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出现了像中信证券这样整体实力较强的龙头券商。但是相对于其他金融行业，证券业的开放相对滞后，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就满足中国“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金融需求而言，中国证券业的基础和能力还很薄弱。

　　从整体上说，除了资本充足率有了大幅度改善以外，中国证券业在治理结构、业务和收入结构、风险管控水平、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及抗周期性风险能力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提高。然而，在封闭的环境中解决上述问题，十分困难。目前，中国金融业的估值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同时，由次级按揭所引发的全球性信用萎缩和市场动荡导致许多欧美金融机构估值水平处于周期性低点（不少金融机构的市净率跌至一点几倍、市盈率至十倍以下），这都为中国金融机构海外战略性收购或“引进来”提供了几十年一见的罕见机遇。中国证券业可趁此良机把握开放的主动权，通过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治理结构，培育产品和业务创新能力，提高风险管控水平，进一步夯实行业基础。可喜的是，一些有远见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战略性股权收购目标，如近期宣布的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有限比例的换股及战略合作、平安集团适时购得欧洲富通集团4.2%股权并实现双方战略合作的举措，以及本文结稿时传来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资摩根斯坦利的大手笔交易。在资本市场仍处于上行周期的时候启动证券业的开放，恰逢其时。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非常重要，毕竟，股市的周期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行周期何时结束，下行周期何时到来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测性，还会受到流动性过剩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又会受到国际收支和国际间资本流动趋势的左右，这些因素均难以把握。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解决了中国资本市场初期遗留的制度性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成就。这与前些年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确立基于基本面的投资理念、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以及树立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等改革措施，共同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在开放中做强做大中国证券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谨防日本教训

　　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还应注意吸取日本证券业的教训。随着日本实体经济的日益全球化，日本四大证券公司：野村、大和、山一、日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带着日本经济神话的光环和强大的资本实力走向美国。四大证券公司在美国不惜重金招兵买马、购置计算机设备和办公室，为其注入充足的资本金。例如，在1988，光是野村证券的资本金就高达108亿美元，是美国前四大证券公司资本金的总和，其中最小的山一证券的资本金也达46亿美元之多。他们不惜以赔钱为代价抢占美国低端市场份额，但在高端市场领域则无所作为。几年下来的结果是除了在低利润的“商品”类业务上有些进展外，在高利润的高端业务领域没有任何进步，渗透率极低。五六年下来，几家基本都不赚钱或仅有账面上的微利 （即使就是这样的微利还是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调整出来的）。

　　日本证券公司在美国的出师不利，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深入分析可为中国证券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从外在原因来看，华尔街证券业核心竞争力有三个支柱：创新、承担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与公司和机构客户的长期业务关系。而日本的证券公司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欠缺，其内因在于日本企业在用人机制、管理体制和文化理念上的缺陷：基于集体主义的决策机制不利于以独立个人为主的创新文化以及风险承担文化的形成；以市场份额来衡量成功的粗放经营理念；不信任外国员工的文化排斥不利于吸引一流的当地人才。这些证券公司在进军美国的初期高价聘用了一些资深的投行人士，但是，这些本土专业人士被排除在重要的决策之外，基本成为花瓶似的摆设。重要岗位都由日本总部派出的人士担任，但多数缺乏对美国市场的了解和英语沟通能力，重要的决策讨论往往用日语在小范围内进行。所以，日本券商很难与重要的美国企业和机构客户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和主流业务关系，在新产品开发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本土投行，风险承担和控制能力极其薄弱。

　　尤其糟糕的是，与东方文化注重长期回报的习惯相反，日本的证券业缺乏在美国市场长期经营的思想和资源准备。由于没有盈利能力，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开始收缩战线，裁撤本土员工，使得士气大跌，丧失了在美国市场占得一席之地的机会，最终退守本土，无法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金融服务企业。目前日本的证券业在美国只是证券行业小规模的支流末节，难望国际投行项背（其中山一证券因风险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于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宣布破产）。

　　总结教训，不难看出，日本的证券业在八十年代“走出去”时缺乏充分的准备。在本国市场的做法和国际最佳做法相距甚远、以及自身核心竞争力尚未达到国际水平时就全面出击，显然仓促。一种可行的做法是先适度引进境外股东，通过战略合作，引入管理和产品设计技术，缩短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可以为走出去打下基础。

　　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中国金融企业进一步开放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和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金融业，客观需要有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的监管环境。

　　适度放宽对金融业创新的过度管制非常重要。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不可或缺。有必要逐步过渡到负向清单的监管体制，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构造制度空间，让创新走在规制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监管条例的后面亦步亦趋，有效释放金融业的创新活力和潜力。一个充分释放创新潜力、具有创新活力的金融业会给投资者、消费者、企业和居民带来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选择，从而有效促进内需、进一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目前，金融业存在着有限的创新都由政府主导、大家彼此相互模仿、定位不清和恶性竞争的局面。只要客户的资产安全得到保障，以及创新的风险完全由创新主体来承担，监管政策大可放开行业创新的手脚。在此前提下，只要创新主体的风险承担问责机制得以形成，有效防范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就不再是空想。

　　当前，银行业正在逐步实施《巴塞尔协议II》，资本约束得以强化，加之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而且证券业的客户保证金已经做到第三方独立存管，客户资产的安全完全可以得到保障，适当扩大金融业创新的自由空间非常可行。当前尤其不能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对金融创新产生因噎废食的过度反应。应藉此机会吸取监管、创新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教训，作为金融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反面教材。

　　此外，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尤为重要。一方面，现代金融服务业各个部分紧密联系，一旦某个领域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为全行业的危机；另一方面，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全球化，全球性的金融风险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导至国内，需要监管机构紧密配合，协力应对。当前，在主要发达金融市场，除美国外，都由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一统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在美国，虽然不存在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但在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之间存在运转顺畅的工作机制。这个工作机制在应付墨西哥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9.11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过程中都表现出了高度有效性。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呼唤分业监管条件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更紧密合作。有必要在“一行三会”以及其他相关部委之间建立常设协调机制，根据不同的任务明确牵头协调机构和工作分工，共同应对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和挑战。在这方面，类似于国有银行改革的工作机制值得借鉴。

　　（作者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业PE公司J.C.弗劳尔斯的董事总经理）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