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特区政府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应对裕如，如何避免矫枉过正

　　政府：向“积极分子”转变

　　在1997年7月到2005年3月的执政期间，酬躇满志的董建华积极在经济、教育、医疗、房屋、公务员体制等多个领域推行改革，提出发展高科技、兴建“数码港”、发展“中药港”等多项构思，不断为香港寻求新的定位。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却每每被认为是“好心办坏事”。有分析人士指出，上述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系列计划，可谓是对过去香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矫枉过正。

　　上世纪60年代，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最早提出了“不干预”构想，采取自由放任政策。70年代末，财政司司长夏鼎基首次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施政理念。他说，“当我提到政府的经济政策时，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地认为建议不正确。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然后才作出积极的决定。”

　　之后20余年中，香港政府一直恪守“积极不干预”政策。但是，围绕着这项政策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支持者认为“积极不干预”带来了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反对者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积极不干预”也许从未得到实施，政府事实上是在选择性地对经济进行干预。

　　在批评者看来，董建华的施政方针偏离了香港市场对于政府角色的期许。“香港经济从来都不是政府带动的。这样做也许成本高昂，但香港政府的管理哲学始终都是小政府。几十年来香港的成功失败，一直是由商界、市民的打拼及外部经济环境决定的。”陶冬说。

　　2005年3月，董建华以健康理由辞职，未能完成其第二任特首任期。由香港公务员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继任特首。董、曾二人不但背景相异，命运也十分相殊。2005年曾荫权主政伊始，香港已开始走出董建华时代的不景气。中国经济繁荣的强大支撑、CEPA和“自由行”的落实、内地国企赴港上市潮，均为香港经济复苏注入活力。经济向好，令特区政府得以从容审视和调整自我角色。

　　时至2006年，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其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当年9月，曾荫权召集香港33位专家参加《“十一五”规划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开始制订本港发展规划。

　　就在这次勾勒香港未来经济发展蓝图的经济高峰会上，曾荫权首次高调对媒体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早已不是政府的施政蓝图”，“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

　　此言既出，引起轩然大波。香港社会各界与国际社会备感惊讶，担心港府的经济政策将有重大改变。为此，曾荫权数日后即发表署名文章，澄清港府一直没有背离自由市场经济哲学，但面对全球化和内地的急速发展，“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两周，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一文，指“积极不干预”制度已经夭折，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但这或许只是一面之词，香港各界对政府角色的新定位亦不乏支持的声音。“现在的香港，没有一个方面不受到两地互动的影响，这是1997年以后新的发展。”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张赞贤说。

　　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往来日益频密，不可避免地带来公共卫生、环境污染、跨境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责无旁贷。在张赞贤看来，回归之后，香港政府作为一名 “积极分子”的形象已日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