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港投行舍本港而取内地，进入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终极目标既济未济

　　投行：挺进内地

　　在香港中环金融区的摩天大楼间，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普通话的投资银行家大多行色匆匆。最近几年间，这些大多正值壮年的银行家难得在舒适的办公室停留。他们游走于北京、上海，甚至藉藉无名的内地城市之间，以游刃于内地政治经济生态的才能，为香港资本市场引来内地项目。

　　十年前回归中国时，此类拥有内地背景的投行人士仍是香港业界的“稀有动物”。“1997年的时候，熟知内地的游戏规则只是驻香港投资银行家的附加条件。”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崔桂勇说，“投行的高级雇员里几乎没有内地背景的人。”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击垮了“红筹之父”梁伯韬一手缔造的香港百富勤证券集团，此后很长时间，香港本土投资银行几无可与外资抗衡者。及至上世纪90年代末，能在内地长袖善舞的职业银行家依然屈指可数。

　　现在，“懂得中国”已是一个驻港银行家的必备素质。许多外资投行在港部门几乎完成了人员的“内地化”；出身内地且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毕业生大量进入，“中国投资银行家”成为市场新宠。

　　1997年以前，亚太区的投行业务主要集中在项目复杂程度较低的东南亚国家。金融风暴后，受冲击较小的中国大陆优势凸现。资产庞大的中国国企真正系统地利用香港这一平台融资，始于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即现中国移动)的上市。十年来，这已成为香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故事。

　　“最近十年，投资银行在香港的业务几乎都与内地有关。”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方方说，“即使香港本土企业上市，也以中国题材吸引投资者。”

　　然而，投资银行在人员和运作上舍“本港化”而取“内地化”，并不仅仅是对业务变迁亦步亦趋，更似深富野心的战略部署。

　　早在中国业务极盛时期到来之前，无论高盛、花旗还是摩根士丹利，以香港为亚太区总部的投资银行均冠以“中国投行部”之名，表现出对内地市场非同寻常的重视。

　　这种依赖本土人士拓展本土业务的部门，初期与专业投行统一整合的业务平台并不契合，可谓全球仅有。最初几年，它给外界以“到中国拉项目”的印象，甚至向内地客户提供琐碎如翻译之类的“服务”。

　　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投行部”从辅助角色逐步走向壮大。美资投行贝尔斯登成为一个榜样，1994年其任用内地投行家任克英主持中国投行业务。此后七年，包括广深铁路、北京燕化、兖州煤业在内的一系列国企上市大单，尽入其囊中。

　　2003年起，随着庞大的内地国有银行启动赴港上市计划，“中国投行部”已被不断刷新的IPO记录推至辉煌境地，更多产品被推向更强大的客户群。“除了传统的投行业务，风险管理、汇率调期等业务每年也可为我们带来上亿美元的收入。”方方说。

　　在更广阔的视角中，1997年到2007年，中国内地正经历着迄今最广泛而深刻的开放与变革；香港也从内地的“世界之窗”，转变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已成为主流的“中国投行部”甚至开始从香港北扩，到内地设点驻站，从而构成中国投资银行生态的重要部分。

　　这正是那些坚持在香港守望的投资银行所期待的，尽管困难重重。

　　早在1993年，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就在中央政府的批准下，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即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但中金公司并未成为大摩的中国分支，借助身份的特殊优势，这家运营独立的中国本土投资银行成为大摩和高盛等国际投行的强劲竞争者。

　　2000年-2001年，科技网络泡沫破裂，“911事件”爆发，全球经济陷入谷底，在港投资银行亦陷入大规模的收缩简编。

　　“当时大家整天只能在办公室里数手指。”一位投行家说。规模较小的投行如贝尔斯登甚至撤销了中国投行的建制，较早介入中国投行业务的ING霸菱，亦最终在2004年将其投行业务转卖给澳大利亚的麦格里银行。

　　但就在市场尚未完全复苏的2004年，高盛实现突破，在北京建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真正进入了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服务市场。这一动作震撼了业界，因为人们深知其价值远高于仅仅在香港承接中国业务。但至此以后，以“花钱买门票”方式进入中国证券业的外资投资银行，只有瑞银集团重组北京证券一例。

　　对于“逐水草而生”的投资银行而言，进入中国才是过去十年“内地化”的终极目标。“或早或晚，这一目标都要实现。”方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