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副市长进京赶考“新教育”

　　本报首席记者 章敬平 本报记者 王延春

　　北京 苏州 无锡报道

　　2006年7月15日上午，清华大学大礼堂，48岁的朱永新，卸除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的官方身份，以一个NGO性质的民间教育实验领导者的名义，作“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工作报告——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新教育实验，是朱永新发起的，旨在拯救“人的心灵”，对抗“教育异化”的民间实验。在“希望工程”家喻户晓的中国，舆论誉之为“新希望工程”。

　　驾轻就熟的朱永新说，类似的报告，他已作过六次。第一次在苏州一所实验学校的校舍。

　　2002年以来，新教育实验的燎原星火，从苏州蔓延到中国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区，征服了清华大学附小这样的“中国顶尖级小学”，并由此获得了“进京赶考”的机会。

　　与会教育专家认为，清华大学大礼堂，中央教科所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诸如此类的有符号意味的地点、嘉宾，都在一定意义上宣示了新教育实验“进京赶考”的成功。

　　知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说，对于没有官方一分钱拨款的新教育实验而言，进京赶考的成功，还从另外一重意义上，见证了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运营模式的初步成功。这个中国民间最大的教育实验，在未来的成败，也是对中国NGO运营模式的一次考验。

　　没有一分钱拨款的民间实验能撑多久

　　那天下午，在中关村二小的分会场上，教育部一位官员委托“新教育实验”，接管3所需要官方帮助的西部地区的贫困学校。

　　共青团安徽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教育学博士生胡靖说，这个细节是教育界官方人士认可该民间实验的一个象征，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新教育实验发动之初，新闻媒体对新教育实验运营模式“能走多远”的质疑。

　　2001年，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出身的朱，赢得了美国阿姆斯壮大学颁发的“杰出教育家奖”。此前，他以《新教育之梦》等数部著作，在理论界掀起了一股“理想教育”的波澜。痛感“人的精神”远离教育的惨淡现实，相信“不能改变人们生活的理论没有意义”的朱，在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发动了“新教育实验”。

　　朱将新教育实验的理念，分散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等“六大行动”中，试图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学生的生存状态，学校的发展模式，最终让“心灵的教育”花香烂漫。

　　事实上，“新教育实验”并不“新”。朱说，“新教育实验”发轫于百年前的欧洲，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就是这一实验的理论建构者。最早将“新教育实验”移植到中国大地的是徽州人陶行知。遗憾的是，它还没被蔡元培等人培育成参天大树，就被中日战争、国内战争、苏联教育模式扼杀在摇篮中。

　　朱永新表示，他希望新教育实验是“考试教育”的矫正者，尽可能地实现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上的“教育声明”：让学生获得鲜明的辨别力，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道德上的善，以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更像一只受过良好教育的狗，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次年，朱永新和自己的博士生在网络上注册了一个名为“教育在线”的网站，和一群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个NGO性质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以此为平台，朱永新和他的追随者，在播种理想的路上，挂出了“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第一块牌匾。

　　就苏州而言，身为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朱完全可以调动政治资源，拓展他的“新教育实验”，但他却选择了民间实验的运营模式，着意于民间力量。

　　朱对本报记者表示，“新教育实验”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公益性实验活动，一个NGO的项目。申请参与实验的学校，只需接受他们的教育理念，按照它们的指导手册实施即可，不但不需缴纳任何实验费用，还能免费获取一块价值百元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牌匾。

　　2004年春天，本报记者第一次采访新教育实验的时候，部分教育界人士和媒体人士怀疑，这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实验，可爱而不可信。“怀疑派”的理由之一，便是它的运营模式：没有一分钱的官方拨款，自身也没有“造血功能”，所有经费都来源于朱永新的讲课费和著作的版税，所有骨干人员都是义工，他们不但不能像国外的公益性项目的实施者那样获得报酬，还要自己贴钱，那些农村学校不但买不起电脑，上不了“教育在线”，也没钱“营造书香校园”，这样的教育实验能撑多久？

　　民间义工和民间资金的介入

　　朱永新作工作报告之前，他嫡传的一位博士，配合完成了“教育在线”网站“新教育实验展示厅”的开通仪式。四年来，渴望自己能够“造血”的“新教育实验”团队，一直将目光投射在“教育在线”网站上。

　　次日，朱永新团队中的核心人员，和美国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商谈了合作的可能性。过去，尽管互联网激荡出的新经济的盛宴，将他们鼓舞得眼冒金星，但新教育实验的资金依旧来源于民间的小额捐赠，以及《朱永新文集》的版税。

　　这一回，他们看到了希望。据悉，双方不仅洽谈了教育出版，还商谈了“教育在线”网站的投资事宜。目前“教育在线”已成为中国当下最大的教育类门户网站。

　　朱的团队之所以能和麦克劳希尔谈教育出版的合作，是因为不久前，他们和北京几位优秀的出版商，扯起了开发新教育图书的公司大旗。朱说，公司大旗的飘起，仰赖于江苏翔宇教育集团的投资入股。

　　今年初，江苏翔宇教育集团以民间资金的投入方式，砸给“新教育实验”100万元，和新教育团队在苏州注册了一个核心词为“鼎新”的公司，寓意“鼎立支持新教育实验”。过去在新教育实验中垫资的个人，也在“鼎新”介入之后，拿走了各自的血汗钱。

　　在公司中无任何股份的朱永新，由衷欢迎民间资金的介入，他希望被外界讥笑成“一群疯子跟着一个傻子”的教育团队，能在外部资金的帮助下，得到应有的补偿，起码不要因为新教育实验一个劲儿地贴钱，以便队员们有持续工作的动力，不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路途中掉队。

　　除了民间资金之外，朱的新教育实验还赢得了“民间义工”的支持。台湾商人营伟华，苏州新鸿嘉投资公司董事长，一个被新教育团队誉为“美丽而睿智的女人”，以义工的方式，全力介入到新教育实验团队的资源整合中。她和中国民办教育的风云人物、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在当下的团队中，犹如一架马车的两个车轮，他们的合作，让朱永新这头拉着马车的马，只管狂奔向前，而不担心羁绊和泥沼。

　　朱永新说：“我的团队中，有各种各样的义工，正是他们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成长于民间的教育实验，在质疑声中，走到今天，且越走越稳。”

　　截至当下，新教育实验已覆盖了24个省、市、自治区，500多所学校加盟其中，5万名教师、80万名中小学生受益其中。

　　NGO运营的苏南模式

　　网站启动仪式之前，与会者目睹了一场捐赠仪式的举行。江苏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国平居士，向新教育实验义助了500万元的善款，设立“新教育专项基金”，鼓励新教育实验参与者，将“人的教育”进行到底。

　　迄今，这是“新教育实验”赢得的一笔最大的捐赠。

　　朱永新说，这笔捐赠不但给“进京”的新教育实验插上了翅膀，还在NGO和NGO的对接中，不经意地探索出本土NGO运营的“苏南模式”：做民间的事；道不同不相与谋；有捐赠有监督。

　　江苏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是由祥符禅寺和灵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起，经江苏省民政厅批准设立的公募性基金会。发起第一天起，他们就自我定位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基金会，不打算直接参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避免成为“第二民政局”。

　　据称，“新教育实验”诞生以来，海外数家基金会明确发出资助的信号。考虑到这些基金会的背景，朱永新反复掂量后婉转谢绝。“我希望找到一家没有杂念的民间基金会，一家和我们有着共同追求的基金会。”他说。

　　2005年，朱在中间人的引领下，邂逅了吴国平居士，互相引为志同道合者。他们发现，他们共同致力于“心灵的环保”，投入的都是“灵魂的事业”，从事的都是

和谐社会的“人心工程”。过去九年，祥符禅寺和灵山胜景，为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累计捐款2300多万元，在青海、西藏、贵州建设了5所灵山希望小学。在给失学儿童找回书包的过程中，他们逐步认识到，“新教育实验”推动的“新希望工程”愈发切合时代的需要。

　　是年夏天，在太湖之滨著名的灵山大佛脚下，灵山慈善基金会启动了资助新教育实验的“试点工程”，在全国八个省，为20所“新教育实验学校”配备了图书等必备的资料，并为“试点学校”培训师资。并约定，未来资助的规模将由试点效果决定。今年6月，基金会在贵州湄潭、凤冈举行了“新农村、新教育、新希望”的专场报告会，向1000多名教师传播了“过一个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的新教育理念，点燃了西部教师参与“新教育实验”的激情。

　　朱永新说，他最为欣赏的是该基金会迥异于国外其他基金会的运营模式：捐物不捐钱，请捐赠人监督，有捐赠有反馈。

　　吴国平居士说，他们没有把钱直接捐给“新教育实验”总课题组，也没有直接送给被捐赠的实验学校，而是根据他们与总课题组拟定的计划，由基金会买好电脑、图书等实验必须的物资，再由基金会送给被捐赠者。此后，他们还要组织基金会的捐赠者，去接受捐赠的学校去抽查，确保他们的善心善款用在刀刃上。

　　吴国平说，江苏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属意做成一家没有一点风言风语的基金会，一家捐赠者能够监督的基金会，一家捐赠者放心捐赠的基金会。

　　朱永新表示，该基金会的运营模式，不但有益于内地基金会管理运作模式的创新，使该基金会保持良好的品格，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新教育实验”沾染金钱后坏掉名节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该基金会的运营模式被证明成功，将为国内外基金会乃至个人赞助“新教育实验”，提供一种可以复制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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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