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经新形势五人谈

　　比如我们银行开始股份化，国有大型企业进行股权改造，从抓大放小，进入到放大的阶段，把竞争性领域里面的大型国企推向市场，产权制度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中国的改革我认为从目前来说，它的形态就是市场体系和底层的产权制度，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政经新阶段四大特征分析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的改革的特点是从市场开始的，改革如果分层次的话，系由底层的产权体制，中层的市场架构和上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所构成，中国的改革特点，就是从中层切入，我们先搞市场，然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到的产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90年代中期刚开始我们是抓大放小，到现在我认为，进入到放大的时候。

　　改革从微观进入宏观阶段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初次分配关系微观分配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宏观财政转移支付，其构建的速度太慢，必然会出现一个改革之间的步骤不配套，有快有慢，然后具体到经济运行上就表现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动，而过去我们通过改革成功释放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当中束缚的生产力，这个应该说是从供给方面讲的，我觉得目前这个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了。我们成功释放了农业生产当中的潜力，释放了工业生产当中的潜力，虽然说还没有完全释放完毕，但是应该说从体制上要做的事已经做了，未来越来越大的事情，是怎么创造需求，使中国的需求增长，能够和我们的供给增长同步，这个也是集中到了宏观管理方面的新的改革的要求，也不断地提出来，我认为如果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做一个判断，我们就可以说，改革的重点将会从市场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为主转为宏观为主，将会从供给为主转向需求为主，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这个是就改革这方面而说的，就发展来说呢，我们现在出现新的变化，新阶段，所谓新阶段，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特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有一个发展的趋向，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新阶段的话，那就是在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重化工业的取向。

　　经济增长进入大量依靠国际资源才能够支撑的新时代

　　90年代初期的时候，工业当中轻重工业是各对半，但是去年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差不多上到了70%，这在客观上说，中国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重工业大力增长的倾向，有了这么一个阶段性的特征。轻工业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的，重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加工原料的，所以进入到重工业发展主导倾向这样一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到了地表以下。但是中国在地表以下资源的蕴藏，实际上并不丰富，再加上我们人口众多，在经济规模小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显著，但是到现在我们经济总量这么大，去年是18.2万亿GDP的规模，靠国内的资源支撑中国经济发展，这就显得非常的紧张了。1995年，我看是中国资源需求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年我们从贸易来看，是第一次出现了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在当年是29亿美元，但是到了2004年已经增加到了767亿美元，而去年我估计，应该是过千亿美元了。它的贸易逆差，就是初级产品的贸易逆差，去年应该过千亿了。从去年的进口看呢，总进口增长17.6%，但是初级产品进口增长26%，十五初期是18.8，去年是22.4。所以我觉得，十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转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到了大量依靠国际资源才能够支撑的这样一个新时代。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在90年代特别是九五、十五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中国的工业化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但是特别是在近几年，这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这个特征，直到十五当中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工业化人均GDP到了1500美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这样一个境界。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按照非农人口计算，我们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大概就是30%刚过一点，那么1500美元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韩国还有我们的台湾省，他们的城市化率都是在75%以上，比我们目前的水平应该高出40个百分点差不多。

　　中国即使达到了人均5000美元GDP，甚至1万美元GDP，但是有60%农村人口，怎么说你也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

　　两难选择的新时代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又会急遽增加我们对资源的新需求，比如说食品，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到现在是3.3倍，但是食品的消费差距是4.3倍，那么人均的水的使用是11倍，还有其他的大量的资源，那差别就更多了。如果是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市，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当中对资源的需求又会被放大数倍，所以十五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已经看到了如此巨大的压力，如果未来我们迎来了一个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代，那么我们那个资源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又要上升几倍。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就处在了一个两难的选择中。你不推动经济不推动城市化，不推动现代化不行，但是推动你又面对着巨大的资源的约束瓶颈。所以我说，我们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别的事情可能都好说，别的事情我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是资源这个瓶颈能源和矿产品的瓶颈，我们如果突破的话有非常大的压力。

　　投资母国形态初显

　　□江小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是最重要的FDI的东道国。但是2004年我们这个比重已经从1998年的最高点就是FDI占国内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3.3降到了8.2。

　　2000年我算了一下，十五末期，2005年中国海外投资将达到什么规模，这是国际比较的数据。本土国际资产总额，再一个出口额，如果出口大的话，跟着从出口转为投资是非常容易的，再一个GDP的总额，再一个人均GDP，这四项可以算得出来，当时我算了以后，我算了中国到2005年海外投资在70亿到90亿美元，当时是天方夜谭，因为2000年我们海外投资只有6.2亿美元，怎么可能变到70亿、9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算法有一点意义了，我又算了一次，比如固定资产资本形成总额，在我们这个收入段的发展中国家，然后我们把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作为一个假设，算出来以后再一算，就这么算出来的，算了七八个数据以后，大概算到十一五末期的话海外投资的量是很大的，我没有很确切的把握说这个数据，但是量是非常大的，可能比我想象的数据要大，中国大概到了这个阶段。

　　两个合起来，进入的速度在放缓，海外投资集聚在增长，可能净流入遵循这个规律，到了FDI至少是调整缓解，至少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提这样一个可能性的出现。

　　海外投资，到十一五末期我们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发展中的投资母国，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里面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点几个，一个是FDI的减少，不等于外资的减少，这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企业到海外融资，一年百亿美元的规模还在增长，我们证券市场在吸收外资，它和FDI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外资总量还会增长，但是FDI这种比较安全，流动性比较弱，带来其他资源比较多的外资，那么它的下降和其他类型外资的增长，比如对经济的稳定，国际收支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另外，外资进来以后，这两年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外国企业的影响在增长，但是资金不发生变化。比如购并，并购很典型的，我们国内已经有了这样的案例，现在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再收购一家企业，但是它是通过国内市场上的融资来完成的。产权发生的变化，没有资金的跨界限，这种并购和以往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案子在发达国家是很突出的，就是说，产权在发生着国别间的转移了，但是我是在东道国市场上去完成这个收购兼并过程的，并不伴随有资金的跨界限，很大一个并购项目，股权就变了，变到一个外资企业，但是没有资金的流动，它可以脱节，那就会带来很大变化。

　　再一个现在老在说，外资已经很充分了，压力很大了，不要再利用外资了，我想这个观点你细想还是有推敲的地方，实际上跨国投资最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美国资金最多，美国是发展国家最大东道国。当然这两年外资，我看2004年的数据，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部分FDI占到70%，他和本土资金缺乏无关，他一定是外资中间搭载其他很多的东西。我就说，现在十一五期间对外开放会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保持一种谦虚开放吸收学习的精神状态。20多年，这个开放为中国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全球化再深化，无非全球化提供的各种机会重组，各个片断上要素变得更多，可能这种开放吸收，学习提高基本的态度我们还是不能够改变的。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崭新阶段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经过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却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

　　第一，从经济领域说，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革，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增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此相适应，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并引起了部分群众对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下，2004年到2005年期间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应当向何处去的大争论。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认真反思我国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明确今后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

　　改革开放25年来，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有过很多次，举其大者，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这已经是第三次，前两次争论的经验表明，只要这种争论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能够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进行，真理总是愈辩愈明，能够得出有益于我国人民的结论。

　　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大是大非的辩论外，对于改革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做法和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或者说某些口号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即使是这样很尖锐的问题，和整体上否定改革，这种争论是有区别的，不要把它混为一谈，这后一种问题哪怕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品德，个人品德，提出的质疑和指责，在个人 的大是大非上都有明确的界限，这后一类问题，还是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针对问题，实事求是地切磋和辩论，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

　　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应从统一税负做起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吴老师刚才提出很重要的问题，我确实完全同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明确一下，其实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趋势，谁也扭转不了，但是这个市场化的改革，有些人要否定这个方向，但是恐怕否定不了，我谈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谈统一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修改问题。

　　我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中国现在实施的所得税法，是个什么呢？内资企业的税务重于外资企业，这个是谁都清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税法在咱们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投资环境不好，你税率高人家不来，那么优惠是应该的。但是中国已经走过来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了，入世也有5年了，而现在这个法律，到现在还是改不掉。那么改不了的问题我觉得是过去我们投资环境不好，现在环境改变了。过去我们是投资缺口，现在是资金富裕，一切条件都使得这个法律到了修改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不修改，我这里有五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政府通过税收这个杠杆，把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内资企业的利润转移给外国企业，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是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风险的运行状态。第三个问题是环境的负担日益加大，咱们现在看外资进入以后，消耗的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咱们是个能源原材短缺的国家，而且咱们的能源原材料是低价的，所以这个环境负担很大，有人作了一个估计，就是我们包括能源低价压低劳动成本，每年外商从中国拿出的收益达一万个亿。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扭曲的政府行为，扭曲了我们的企业行为，政府对外资是坐上宾，各个地方政府对外资另眼看待，好多企业只得曲线救国，搞一个外资的名目，这个问题是中国很严重的问题，问题是该改变了，但是现在看来仍遥遥无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入世以后，本来应该改变，当时财政部不同意，出于税收的考虑不愿意修改，因为统一税负意味着减收，我觉得可以理解。咱们现在考虑，财政部通过了去年把它列入立法议程，但是商务部反对，结果去年没有通过，没有列入，那么商务部反对的理由是对引资有影响。我觉得去年12月25日我就写文章，就批评商务部这个问题，后来45家外商投资企业，提出了配合商务部，要给他修改这些东西，要有10年到15年的宽限期，部长出来讲话，说统一税务的时间已经成熟了，外商要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投资风险，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

　　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改革开放，但是现在统一税负的问题，就是你坚持不坚持改革开放方向的问题，为什么，他是市场基本规则的问题，我们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都不能前进，我想空喊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我去年写文章明确地讲了，这是对政府的考验，现在看来政府并没有经得起这个考验，这个答卷我觉得是不满意的，据我了解，咱们有些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对政府今年不列入此问题也不满意，但是觉得政府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已无力回天，我认为不见得，其实既然人大作为一个立法监督机构，应该有它的权力，所以我想人大现在还有四点可以采取的办法。我提出来，只是一点希望，这个希望也很渺茫，但是可以考虑。 这四点，第一，人大可以敦促政府提出立法建议，如果有分歧可以讲不同意见，同时还可上报，由人大裁决；第二，既然立法权在人大，政府没有提出立法建议，人大代表一般群众也可以有权提出立法，建议人大也有权审议；第三，可以就此项立法议题进行听政，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作出裁定；第四，可以就此项立法建议，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我也是说可以有这些途径而已，我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列入立法议程，可以尽早解决，这是关于中国继续开放的大事情。

　　(本专题内容根据作者在50人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第三次争论”？经济学家根本没必要陪他们玩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我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对于第三次大争论，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要把更多的智慧与时间陪着对我们26年改革开放总体上有不同想法的人讨论，没有必要，我们的媒体也不要去说什么第三次大争论，根本不存在，我们冷静地想，其实非常简单，美国经济学家说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中国的状态。我们26年来，从GDP多少多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说了已经第四位，赶超英法，这种现实摆在这儿，有什么可争论的。我们要争论的是，改革的技巧，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政策，改革的一些方针，至于说方向性的东西根本不要争论，我说以我们经济学家的背景，经济学家的智慧，不能陪着那些人去讨论我们方向对不对，这个太无聊了。

　　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什么大的战略，增长方式的改变，无非就是讲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这个问题，老讲得很重以后，最后变成我们十一五规划党中央建议中间，

科学发展观中间的六大要点之一。还有两大要点，一个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解释，一个是

和谐社会的解释，中间还有四大要点，是什么呢？经济结构问题，自主创新问题，我刚才想一想是什么？还有一个环境资源问题，这几个问题加起来，都是伴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26年来一直在讨论增长方式不断的改革，至于说重工业化，重化工业这个问题，重化工业和增长方式不同层次的东西，不是矛与盾的问题。

　　第三个观点，就是说我认为改革应该是从当前的经济运行出发，矛盾问题在哪里，而我们26年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不是按照方案来推行改革的，我们不是这么走过来的，都是标准彼岸的经济方向，想出对策，慢慢向前走，在现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能做的是加快内需，我们的投资问题，结构问题也在发生，最后发展消费，我们的社会问题，医疗卫生等等的一些问题，最后也是入到这些消费的问题，我想说的第三个观点是，要解决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境问题，我们在政治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要让福于民，在政治思想上，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