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另一种未雨绸缪

　　□周昆平 赖行之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将遵循“先条例、后基金、再公司”的顺序进行。存款保险制度是基于存款保险计划(Deposit Insurance Scheme)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金融制度。这是由第三方向银行存户提供保障的一种存款保障计划，该第三方会承担对计划下受保存款提供担保或保险的风险与费用。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是这类计划的例子之一。

　　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推进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确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目前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国有银行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必然会受到国家在相当时期内的政策倾斜和保护，破产不会轻易发生。而以交通银行为龙头的6家上市银行短期内似乎亦无破产的可能。因此，削弱了建立存款保险公司的迫切性。再者，硬要几家没有破产可能的大中型银行参加保险，缴纳大额的保险费，这实际上是要大中型银行帮助存款保险机构支持小银行的发展，这实属不公平。

　　一般而言，存款保险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意义更加重大。美国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较早、也是该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银行众多，有4万多家，大多数都是中小银行。政府不可能对他们都提供担保，存款保险就是最佳的选择。后来很多其他国家都学习了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因为多数国家的银行业垄断程度高，主要都是大银行，所以存款保险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银行大到一定程度，倒闭就很难，所谓“too big to fail”即是此含义。

　　恰当采取差别费率制规避“道德风险”。存款保险费率的确定与商业保险费率的确定有相同的原则，即禁止不公平待遇，按级划分费率水平，风险越大，费率越高。

　　由于我国各类存款机构的风险程度、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规模和资产质量有较大区别，因此，估计最终将采取差别费率制，对风险不同的机构采取不同的保险费率。不同类型的存款机构因风险不同保险费率存在一定差异，同一类型机构因风险程度指标值不同，所承担的保险费率也应不同。以此避免采用单一费率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保险费率大多低于0.1%，因此，我国的存款保险费率大致在0.05%～0.1%之间。这种差别费率制度会给那些信用等级较低的金融机构产生较大的制约作用，促进其改善经营，提高信用等级，争取较低的保险费率，降低保费支出与经营成本。

　　

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利弊参半。对于国有四大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而言，其有利方面主要体现在：淡化国有银行的非本质优势，增强存款人对银行的信任度；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加强对银行风险管理。但该制度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影响。

　　存款保险制度为资金实力弱、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得到实际好处，而以稳健经营作为基本策略的银行则会在竞争中受到损害。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银行自身在制定经营管理政策时，也倾向于将存款保险制度视为一个依赖因素，使银行敢于弥补较高的存款成本而在业务活动中冒更大的风险。因为它们知道，一旦遇到麻烦，存款保险机构会挽救它们。这给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存款保险制度实际上是对无效率银行的保护，不利于转换经营机制。管理当局对不同的有问题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仅有选择地允许一些银行破产。一般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只让一些影响不大的小银行破产清算，而对绝大多数银行则采用合并或注入资金的办法予以处理。存款保险制度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无效率的大银行，使之逃脱于市场规则之外，而且可能使银行倒闭的数目低于对经济社会来说最为有利的水平。尤其是我国银行系统政府股东占据绝对控股地位，破产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如果思想不解放，还抱着陈旧的经营方式，就难以实现转化经营机制的目标。

　　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削弱了盈利能力。若一家银行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近万亿元，按照0.1%的存款保险费率测算，则该行每年须缴纳近10亿元人民币保险费用，大大增加了其经营成本，相应减少税前利润近10亿元人民币。而从中长期来看，商业银行破产清算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商业银行参加存款保险，缴纳大额的保险费，无异于用这笔资金来帮助存款保险机构扶持那些小银行，这实属不公平。因此，监管部门应根据银行的规模、资本充足率、

不良资产、风险管理和内控方面实施差别费率，对部分信誉度高、资产质量优良的商业银行可以考虑给予最优惠的费率。

　　(周昆平系交通银行广东分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经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