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中国当未雨绸缪

　　布拉德福德/文

　　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国应采取措施保证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并让人民币逐步升值

　　六个月前，我在专栏里曾经谈到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问题。在那以后，赤字增加的势头 仍在继续，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扩大其美元储备的速度甚至更快了。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但问题是——它将如何结束呢？

　　我曾提及，在如何减少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上，美国的国际金融学家和研究美国国内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存在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将经历痛苦而漫长的衰退，亚洲的情况则会更糟；但是后者认为，最坏的情形只是美元贬值，不会有危机和衰退，而且至少在短期内，美元贬值其实是一个加快美国经济增长的好机会。

　　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让我概述一下国际金融学家们描绘的悲惨景象。如果亚洲央行停止对美元

证券的大量购买，不仅会导致美元贬值，而且将导致美国长期利率的大幅上升；利率的骤升会立即降低房产价值和新建工厂的预期价值，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虽然美元贬值确实会带来出口扩张，但对出口的需求是相对滞后的——消费和投资过一年就会下降，而出口要到三年后才能上升。这样，结果可能是800万人口将不得不从服务和建筑业转到出口部门和与进口商品竞争的行业，结构性失业必将上升。而且，大型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务和长期资产之间的不匹配，将形成巨大的金融压力，导致更多的破产，如同在东亚、墨西哥和阿根廷危机中所发生的一样。

　　但是，在另一些宏观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切听上去更像是一个货币政策失败的范例。难道美联储不能通过购买国债，让长期利率保持在一个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吗？

　　我相信，联储不会这么做。中国和日本央行可以通过向国民借债、增税或印钞票来融资，但美联储只能影响美国债券市场。美国国内持有的美元基础货币份额是相当小的，如果联储保持长期利率不变，可能会造成每年20%甚至更高的通货膨胀，这是联储绝不愿看到的。

　　因此，国际金融学者们的观点似乎更胜一筹。对于亚洲而言，可能的美元贬值将减少世界对亚洲出口的需求，而利率上升导致的投资减少将会降低美国就业和收入，进一步减少美国对亚洲出口的需求。虽然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这种硬着陆对亚洲的危害可能比对美国更大。

　　那么，亚洲各国政府需要如何应对未来几年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呢？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袭击太平洋沿岸时，众多政府毫无防备以致损失惨重。现在他们应该采取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约三周之前，弗朗索斯克吉亚瓦兹(Francesco Giavazzi)和我的老师奥列佛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在一篇题为“中国增长再平衡：三手策略”的最新文章中提出，为了安然度过全球经济调整期，中国应该采取三种政策，这样无论危机何时发生，都能尽量减少经济混乱及危害。他们的三个建议是：

　　第一，保证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增强消费者对长期金融资产的信心，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增加支出；改变对银行的监管政策，让那些有可靠收入来源的借贷者可以减少其对银行的支付；大幅增加政府为工人提供的养老金；让一些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转而为国内消费服务。这样，当调整发生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才不会大幅减少。

　　第二，政府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的规模。比如，为中国农村的穷人建立一个着力于“医疗和社会服务供给”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国及亚洲的发展道路是相对安全的，尤其是中国，未来会比现在富裕得多。政府不妨借债以扩大在农村的社会福利支出，将未来的购买力移到现在。农村人尤其是其中的老年人，经历了困苦的一生，却难以分享中国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毫无疑问，从公平性出发，政府应该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而且，更高的政府支出和更多的政府借贷，也将会推动国民经济由出口导向型转为内需导向型。

　　第三，人民币从现在起逐步升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的长期均衡值真的比现值高30%-50%，那么就应该逐渐朝长期均衡靠近，这好于一蹴而就的调整。因为厂商和工人将可以逐步适应，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在两次大战之间，凯恩斯提出了他的非凡见解，即尽管市场经济的力量如此之大，它仍然需要高度技巧性的、细致的和专业化的管理，这样，市场经济才能获得一副真正人性化的面孔。凯恩斯的洞见，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仍然是深有教益的。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