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善恶辨

　　在越开放、越没有政府人为影响的环境中，外资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便越正面

　　□ 陈昌华/文

　　银行被“贱卖”，股市被抄底，汽车让了市场但拿不回技术——诸如此类对外资的负面评价，最近在传媒中经常出现。究竟外资在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先回头看看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过的角色。不能不谈的是出口。从1993年到2004年的11年间，中国出口总额由917亿美元增加到了5933亿美元，而且高速增长的势头到现在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同期，外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7.5%上升到2004年的57.1%。可以说，没有外资的推动，中国出口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在消费品领域，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的管制是比较宽松的。正是在这些竞争最充分的领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百花齐放；不单是消费者得益，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壮大。

　　而国内舆论对外资抨击最甚的几个行业，例如银行、

证券和汽车等，偏偏就是对外资(或内资)进入管制得最多的领域。譬如汽车行业，可以设想，假如过去十多年间中国保持着一个像现在这样相对较低的汽车进口税率，而对国内外希望进入汽车市场的资本都大开绿灯的话，中国现在的汽车市场早已蓬勃发展。

　　首先，汽车的价格肯定会比现在低，可供消费者选择的车型也一定会多很多。其次，国人十分害怕的大量汽车进口也不会出现，因为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汽车市场扩张，已经吸引了大量海外生产商到国内设厂。最后，像现在一样，国内品牌会出现在一些特定的价格领域，如低档市场；而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工业都是从最低档开始的。如果中国对民营资本进入汽车市场从来不设限制的话，现在大概已经遍地都是国产车了。

　　至于“贱卖”银行，也是保护主义惹的祸。如果中国政府在开放之初就容许海内外不同类型的资本进入银行领域竞争，四大银行可能早就把贷款和风险分析等做好了，根本无须政府埋单并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有人以

股票上市后的价格来倒推对战略投资者配售的定价是否合理，甚或抨击向战略投资者出售股份的举措。我以为此举无疑是“事后诸葛亮”。谁能保证两年后上市银行的股价会比现在高？或起码不比卖给战略投资者的价格低呢？而且，战略投资者的最短持股时通常是有限制的，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跟一般股民一样“见好就收”；相对便宜的价格，可以看做是一种风险补偿。

　　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国有银行上市前，只对境外战略投资者配售而不配售给境内投资者？其实，一方面，建行等上市前是配售过少量股票给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只是未曾引起注意；另一方面，海外金融集团在技术上也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最后，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抄底”股市和其他一些相关的观点，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如果国内券商和投资者如此担心QFII来抄底，他们应该觉得A股很便宜，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先买呢？今天A股市场所承受的持续下跌的痛楚，完全是上世纪90年代末市场参与者大量投机所造成的后遗症，与外资没有关系。

　　前述这几个案例的共同点，是对外资的角色质疑。平心而论，外国投资者并不神圣；他们到中国为的是赚钱，其行为会因中国政府定下的游戏规则而改变。但有一点是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就是在越开放、越没有政府人为影响的环境中，外资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便越正面。

　　这些对外资属性的讨论跟中国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何关系？具体而言，许多无中生有的负面评价完全可能拖慢QFII进入中国股市和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度；而在过去几年间，QFII对中国市场的正面作用是被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所肯定的。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改革的成败依赖于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成败，若在策略投资者入股问题上即已困难重重，将来我们又如何寄望外资股东在一些影响全体股东利益的问题上与管理层和大股东(即政府)据理力争，发挥他们应有的监察作用呢？

　　更核心的是心态问题。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退民进”(这里的“民”包括外资)的结果。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持的平和心态。最近一两年间，国内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质疑过去成功经验的声音。质疑本身不是问题，但如果这种声音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将可能影响整体经济的方向。长此下去， 中国可能重新出现“国进民退”的局面，这对经济发展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而如果经济不好，资本市场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作者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中国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