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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含烟，离地而起。首届东亚峰会在经济议题上就给人这样的感觉，实质不足。《吉隆坡宣言》和地区共同防卫禽流感的心声是一个讨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论坛事先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善则善矣，不奈全美。中日韩领袖论坛的落空，日本“东亚共同体”提法的冷场，表明地区间的历史问题分歧和大国意志指导并非是一个可以短期解决的问题。
由东盟十国发起的东亚峰会，最初的构想是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做推进工作。而东盟
对于中国来说，处于区域双边经济贸易的核心层级。中国的区域经济自由化运动发轫于CEPA，香港和澳门处于区域经济自由化运动的基层，其次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运动，农业方面的早期收获计划已经实施，2010年全面的自由贸易安排将会形成。第三个层级是点对点的国家间双边贸易推进，如和智利、新西兰和阿根廷的自由贸易安排。这也使我们看清楚WTO规则后隐藏的“特保”因素带来的翻云覆雨，WTO有时候等价为一种国家间“拍胸脯”盛宴。
由于东盟处于中国区域经济自由化运动的核心地带，那么中国和东盟(“10＋1”)的经济整合就必然是一种全面自然的扩张型推进。在这个自由舒展的过程中，某些对接的宏观经济政策平台的构建就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宏观政策方面。
实际上，东亚和东南亚存在一些活性的区域间合作的经济要素。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的东亚东南亚各国感受到单个国家在国际投机资本下的弱势，多米诺骨牌般“投降”的屈辱，以及感受到信奉“华盛顿共识主义”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贷款规划的冷酷和僵硬。
日本人黑田东彦策划的《清迈协议》(CMI)于是诞生，这是一项亚洲各国用自己的外汇(主要是美元储备)互保的机制。这种区域间集体主义救助的方式好处自不待言，大大降低了各国为了防卫风险所必须持有高额美元外汇的数量，并且使各国的金融外在冲击变得更容易控制。黑田东彦的算盘是这样的：可以从《清迈协议》出发，最终进入类似于欧盟的货币联盟体制：《清迈协议》就是外汇储备区域集体化运作，随后催生出亚洲稳定基金(ADF)以及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再次发展亚洲共同债券市场(ABM)，然后通过自由贸易协议过渡到亚元的状态。
由于日本想用日元来作为亚洲货币的风向标，失去了民主性和平和心态。在推进《清迈协议》上心猿意马，相反，中国却是民主平等地推进《清迈协议》的热心力量，中国已经在《清迈倡议》框架下签署了总额为155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是认同ADF和ABM的积极力量。
但是，黑田东彦式的“亚洲剧情”缺少一个坚实的环节，那就是各国的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尤其是汇率政策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应该在发展某种区域性的单一货币亚元之后，而是应该远远在此之前。实际上，只有保持汇率政策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催生出ABM和更为灵活地发挥《清迈协议》稳定各国币值的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棋眼。
这也并非是一种奢望，亚洲各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大相径庭”并不影响在汇率政策上的某种一致。尤其是在今年的7月21日，中国也开始实施“一篮子”汇率政策。由于，东盟原始6国大多已经采用了这种汇率制度，新加坡更是其中翘楚。那么很自然地，东盟和中国可考虑建立起同一个“篮子”平台：在篮子的货币权重上(主要是美元、欧元和日元)能否采用相似的比重。
这样做的结果很简单，篮子权重相同或相似如大家遵循同一个“锚”，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10+1”国家间的货币成为一种稳定的联动关系。想一想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正是由于缺少一只“锚”，导致了索罗斯畅快淋漓地巡演式攻击，打完泰国打马来，玩完韩国玩香港。
从贸易条件上看，由于中国从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额近4000亿美元，未来5年，中国将从亚洲进口超过2万亿美元的商品，中国的对外投资80%的重头在亚洲地区。这意味着一种稳定的区域间都遵守的汇率安排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的出口大致和东盟的出口总额相等，而且销地都是美欧，这意味着彼此间相似的汇率安排是非常互利的，因为这避免了用货币的贬值作竞争手段，损害地区间的和谐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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