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 最大心愿是做一名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房煜 北京报道

　　38岁的四川籍农民工张志强，来到北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个大都市里的打工生活没有让他变得富裕，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路正越走越宽。12月4日，他刚刚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2005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

　　现在的张志强，是一家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的专职法律工作者，每年要负责几十个案子，为那些在劳工纠纷中无力保护自己权益的打工妹们进行无偿法律援助。他有自己的原则：一不找媒体，二不找领导。

　　这个自认为在劳动法领域水平堪比专家的人，正在做着许多专职律师才有能力做却不一定做的工作。不过，他从不把成为专职律师当作自己的目标。

　　他说，我有能力为农民工做更多的事。

　　一

　　那些拖欠张志强工资的老板，碰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

　　2002年，张志强来到北京，此前，他在许多地方打过工，主要从事建筑、装修装潢之类的工作。到北京后，他发现这里的建筑行业有一个行规：“年底结账”，中间的钱都欠着。但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干不到一年就走了。张志强在几个月内先后给5

家装修公司打工，没有一家不拖欠工钱的。

　　张志强记得自己1998年在广州的一家外企打工时，当时的企业经理为员工讲解过《劳动法》，他决心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尝试着去要回自己的工资。

　　从第一家公司拖欠他120元工资开始，他先去劳动局，再找法院，前后不下10次，从2003年春节一直到下半年，120元钱也没要回来。

　　经过媒体报道，此事才引起了劳动部门的重视，“12月4日，电话通知我迅速立案，12月8日，就通知我拿钱。这是违反程序。”张志强说。按照程序，受理后应当在一周内予以答复，60天内出结果。“一开始行政不作为，媒体曝光后又是行政乱作为。”

　　张志强的倔强，与他朴素的信念有关。他读书虽少，却一直认为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规范和准则，不能轻易背弃，同样，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大家都遵守的规范、准则——比如法治。

　　张志强曾参加过一次介绍熊德明讨薪经验的研讨会，他认为熊德明在利用名人的身份谈判，给通过法律维权的人很大的压力，因为弱势群体都会考虑通过名人、通过媒体来解决问题。在张志强看来，熊德明如果算成功，那就是法治的失败。

　　二

　　张志强决心用行动来证明，农民工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4年9月，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走进城市寻找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的负责人找到张志强，希望他可以加入进来，成为一名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张志强答应了，并在这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至今。其中，他承办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

　　张志强敢于承担这样的工作，一是他在广州时曾经帮朋友忙，代理过多起交通事故伤害索赔案，这使他对自己的口才很有信心；二是他肯花功夫去努力钻研相关的法律条文。我国的《劳动法》虽然条文不多，但是配套的法律法规规章十分繁杂，张志强边学边用，渐渐熟记于心。一年下来，他所代理的民事赔偿案件有几十起，共计为农民工争得赔偿金300多万元。

　　这些成果，一方面让张志强有了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对农民工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张志强看来，农民工在北京打工时的权益比较容易受到侵害，比如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情况，也是和被侵权者不知如何合法的保护自己的权益有关。他们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能忍就忍了，就像张志强一开始被拖欠的120元，很多人要不回来也就忍了。有时忍到一定程度，就转而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张志强就曾经亲眼看见自己的工友因要不到工资而爬到高处以“威胁”老板。他曾经劝过自己的工友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大家都觉得这条路走不通。

　　自身维权的艰难让他看到：农民工合法维权的成本过高，使许多人畏惧合法维权。

　　首先，许多人不明白自己有哪些权利，一些人认为只有伤了残了才叫受到伤害。其次是即使觉得吃了亏，也不愿到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法院去，害怕与“政府”打交道。就算有人下了决心要讨个说法，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和复杂的司法程序足以吓退一些人。请律师吧，太小的案件律师不愿意接；有些致伤致残的案件可能带来大额赔偿，律师倒是愿意接，但当事人往往连3000元律师代理费都付不起。

　　张志强希望利用自己的经验，尽量减少这些人的维权成本。他使很多走投无路甚至走向极端的人回到个人与社会合理博弈的轨道上来。

　　每次和当事人取得联系时，张志强就会仔细询问对方手上有哪些材料，然后告诉对方还要准备哪些材料，争取立案一次完成。否则，仅仅立案就可能让当事人折腾好几次。在北京某区劳动局，很多来申诉工伤的人，对工作人员说了许久，首先得到的是一纸有关办公流程的说明书，提示申诉者要去准备什么有什么样的程序。于是很多人的第一趟往往是白跑。张志强在的时候，他会代写材料，代当事人与工作人员沟通，事情的进展就会顺利许多。

　　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很多人看到，进入正常解决纠纷渠道的门槛，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么高。

　　张志强知道，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选择了依靠“打工妹之家”这个民间组织。

　　“打工妹之家”并不希望张志强做一个 “救火队员”，有人受难了，就去帮助。如果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民间组织都会力不从心。“打工妹之家”希望张志强尽可能接一些典型案件，这样可以通过一起案件的胜诉，让更多的人明白同样的道理，知道碰到同样的事情时应当怎样应对。

　　一些张志强处理不了的案件或者不在“打工妹之家”援助范围的案件，就会被转移给诸如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这样的其他民间维权机构。“我们平时都有联系，这样我们几个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网络。一般的法律援助案件都可以找到相对的机构。”张志强说。

　　三

　　如今，已经离开建筑装修行业的张志强表示，他会一直朝现在的方向做下去。面对未来，他并不悲观，因为他自己的经历已经说明事情并非不能改变。同时，他也无法感到乐观，特别是面对那些他不能改变的事情时。

　　有一次，受一家基金会的委托，张志强和同事们对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他感到担忧。

　　这次调查不仅涉及孩子的生活状况，也涉及思想状况。当被问及“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时，很多孩子写道：“都不是。”

　　接受问卷调查的，是一群不到12岁的孩子。

　　在另一个涉及孩子父母们的问题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回答，不愿像父母一样活着。“他们整天像蚯蚓一样！”一个小女孩的回答给张志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孩子看不起他们的父母，同时对城里人充满敌意。”张志强说。

　　这些整天哼着“我们的父母踩单车，城里的孩子开奥迪”这样顺口溜的孩子们，自小生活在贫困与歧视中，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现在，一心想要改变，但还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去改变。

　　张志强一直认为，冲突有两类。一种是直接的、现实的冲突。比如一个人受到了工伤，他代他去申诉，争取赔偿。这样的冲突处理不好，会引发社会问题。现在他和许多人有能力处理这样的冲突。但是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所埋下的潜在冲突，这种萌芽甚至已经埋在了孩子的心里。

　　“以后，进城的农民工只会越来越多。”张志强说。

　　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未来十年，中国最终只会留3亿人在土地上，剩下的人都要流入城市。同时，北京容纳人口的限度是1500万到1700万。现在北京约有1300多万人，其中流动人口900多万。

　　面对这种形势，应该思考的不只是张志强一个人。

　　所以，精通《劳动法》及其相关法规的张志强从来不准备去参加

司法考试，做一名职业律师。“我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他说。有时，张志强也给打工者们提供法律培训。现在，他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

人大代表，从立法层面提建议，改变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可惜，现在我还不能让那些孩子改变什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