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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日前，联合国发布了《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说，尽管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上升20位，列第85位，“但是中国减贫的步伐明显地放缓，在1990至2001年期间，超过90%的减贫任务都是在1996年以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近10年来，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与
此同时，近日发布的《亚行2005年关键指标》也指出，2003年亚洲还有6亿多赤贫人口，93%分布在印度、中国和南亚，其中中国为1.73亿。(9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两大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贫困人口和扶贫效果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去年，国家扶贫办也曾透露，2003年我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减贫步伐放缓，又如何来看待这种贫困人口越扶越多的现象？
我想，这首先与贫困人口的结构改变有关。经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多年持之不懈的扶贫努力，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未能脱贫的，主要是“五保户”、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慢性病患者等，以及居住地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人群。这在扶贫上被称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对于这部分人群，继续沿用现行的开发性扶贫方式，无论是提供贷款，还是技术支持都作用不大。所以，必须用“输血”的方式，也即“救济式扶贫”，直接把资金给贫困人口进行救助。
然而，由于社会发展成本的提高，扶贫也存在边际效益的递减。据估算，在“九五”期间，脱贫一个人中央投入的扶贫资金———包括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大概要2800多元，而到了2002年，相应的资金已高达15000多元，是过去的5倍多。换言之，投入相同的资金，过去可以救助5个贫困人口，现在只能救助一人。毫无疑问，扶贫边际成本的提高，无疑会大大拖延减贫的步伐。
其次，扶贫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也使得扶贫效果不彰。去年审计署审计了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比较突出。其中，用于平衡预算等4.28亿元，用于买车和弥补行政经费等1.5亿元；其他问题包括扶贫贴息贷款投向不合理，主要投向了交通、工业、电力、通讯等基础性和竞争性行业，而用于扶持农户的小额贷款却逐年萎缩。可以说，这非常不利于发挥扶贫资金的作用。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扶贫效果的递减，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在一系列制度设计上的不公。我们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推行，学费越来越高，看病也越来越贵，这不仅加重了现有贫困人群的负担，阻碍了他们脱贫的步伐，也使得低收入人群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入贫困行列。近年来，因教返贫和因病返贫人口的增多，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联合国的上述报告也指出，在废除了公费医疗体制之后，中国70%到80%的农村家庭没有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而恰恰是最近10年间，中国减贫步伐骤然放缓。这两者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扶贫不仅是扶贫办的任务，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必须把扶贫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考虑。如果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公平，贫困人口就无法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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