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银行业内部控制与内部激励机制改革

　　周小川

　　背景之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我国银行业改革正稳步推进。由于过去若干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轨期，行政干预比较多，市场经济未建立，银行信贷文化有重大欠缺，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革期间及改革早期的行政分权的管理体制：大银行决策权力层层分解到基层，管理决策能力“上下一般粗”， 内控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等等，导致分支行贷款产生了大量的不良。为改革此状况，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国家给予了大量支持，商业银行原有的资本金已消耗掉了，近几年的利润也用于消化不良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银行内部控制和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内容。当前银行改革的重点首先是要加强内部控制，培养新的信贷文化，建立新的信贷审贷程序。我们现在开始加强内控、改变过去的决策程序、加大集中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加强集中统一是必然的。这个方向一定不能动摇。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其中一个就是对小企业贷款的力度不够，对新创企业贷款力度也不够。商业银行注意力大量云集于少数大型优质企业，会产生“同质”现象、“羊群效应”。这样过于集中，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有问题的。国务院一直要求，在坚持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方向的同时，也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加强对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贷款支持。我们一直说，“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能因为这种需求就走回老路，要设法两者兼顾。

　　背景之二：由于随着社会技术进步的加快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增加，整个金融业面临的风险谱的特性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风险低的业务开始变得相对比较少，而风险中等的或者偏高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科技型风险投资属于风险很高的类别，另一些中小型新创企业，可能不是高科技，但又往往是资本金不足、业务不稳定，很难拿出足够的担保或者抵押来进行贷款。金融业必须认识到，小企业的发展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同时，金融业越来越信息化，基于更充分的信息，金融产品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金融风险可以买进和卖出，特别是我们有了信贷衍生产品之后，也开始逐步出现了买卖风险的情况，银行有了及时控制风险新的办法，同时，也将对其内控和内部激励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说风险越小越好，而是要度量风险及其定价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因风险在金融市场上也是可交易的。

　　背景之三：当前若干银行、保险公司都在（或已完成）通过发行上市进行股份制及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其中一个内容是对高管人员安排

股票期权的激励机制，应该说这是委托－代理关系及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它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要看用的好不好。其中一个问题是怎样划定高管人员？有些公司把范围划的很大，这不见得好，当然也取决于公司的性质。对商业银行来说，如果分行之间绩效及不良资产率差距很大，则用股票期权作激励会有很多负作用。同时，信贷经理，特别是高级信贷经理应该说是银行绩效的生命线，但他们每人的绩效可能会差距很大，用股票期权作激励显然也有问题。这就导致一定要用好银行内部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即高级管理层向下制定并执行的激励机制。

　　从以上背景出发，下面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银行内部控制有可能做成一种更有柔性的安排，以反映更面向长远的观点。从历史教训来看，有些基层行的贷款确实做得很差，不良贷款率很高，而且很多是关系型贷款，甚至有以贷谋私的现象。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对做得差的，商业银行贷款的管理权上收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是用以纠错的。但同时，如果贷款权上收得非常彻底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地方比较基层的小企业贷款满足率会比较低。另外，银行分支机构对基层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的了解会逐步弱化。如果基层行只做存款和汇兑等业务，而不接触公司业务的话，对企业也就渐渐陌生了。再有，从将来的发展方向来说，在竞争大企业客户过于激烈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就要开拓新的办法，比如成立中小企业贷款部或小企业贷款部，那时可能缺乏人才基础，因为一些基层行已许久不接触公司业务，人才也得不到培养。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想起电子学里的真空管。过去的真空管有一种是五极管，五极管分为锐截止型和遥截止型两种。锐截止型的输入信号给到栅极，其特性曲线当输入信号负到一定程度时，整个屏级输出就关闭了。遥截止型在正常的信号范围内，输入输出特征曲线跟锐截止型五极管没有什么区别，但当它的输入信号负到较多程度时，特征曲线还有一个很长的拖尾，它说明，即使输入非常负的信号，也还会有一定的但很小的屏级输出。

　　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分支行信贷如果做得差到某种程度，以后就取消其信贷的授权，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约束机制。但也可以不搞成非常锐截止的台阶，留一点点允许其改进的余地，比如每年还可以做一、二笔，而不是完全切断。当然有一些素质较差的信贷经理，即使只负责启动了很少的一两笔贷款，仍然会变成不良贷款。但总的来说，在内部控制加强、审批权力上收、信贷决策程序逐步规范的情况下，银行损失还是可控的。在数学上或曲线包络上可以作成阶梯锐截止型授权，这与长拖尾遥截止型授权的总体风险控制效果是一样的，当然需要更复杂的计算技艺，但它对基层行的机制建设就不同了。

　　重要的问题还是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就是小企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就业和出口方面，国内大企业的很多部件供给也都是靠小企业、靠新创企业。资本市场在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方面，希望能有所突破，但是暂时还不能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应该也有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银行内部的激励机制。利用股票期权方式给高级管理人员激励，在中国一直不是很好办的问题。关于高级管理层的范围，上市公司经常将其放得很宽。按说一定要区分什么是跟整体经济效益挂钩的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什么是与具体业绩考核相挂钩的内部的激励机制。对商业银行而言，这两类激励机制的特征是不同的，应该有明确的区分。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差，高级信贷经理都与整体效益挂钩是不合理的，应该跟自己的业绩挂钩。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大公司的股票期权用得很广，但数量上差异很大，对有绩效差距的内部环节主要还是靠内部激励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过去是官本位的等级制，不管在什么部门都是按照等级发奖金。实际上银行绩效的生命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贷经理、风险控制、资产处置和后台监督的机制。信贷经理的业绩差别非常大，一定要对他们有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激励机制不能与其自身的业绩挂钩，就会造成信贷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大的不做小的，做国有的不做私营的。这种反向的激励机制对信贷员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信贷员如果做错了一笔，可能会受到违纪、渎职等相应的处罚，甚至是终身失去准入资格。总之，如果内部激励机制不合理，会造成金融对经济的服务出现缺陷，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会出现“同质”和“羊群效应”。从宏观上来讲，“同质”和“羊群效应”的风险也很大。如果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油价的剧烈变化，就有可能使某些大行业、大企业的贷款出现重大风险，甚至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如何设立这种激励机制，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同时，做得好坏，还会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后，他们的做法很可能跟我们的很不一样；一部分中型和小型的商业银行创新精神也很强，会在这方面进步得很快。这都是各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还是要讲定价能力。我一直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会表现出能力上的缺失，其中主要的是定价能力的缺陷。这种定价能力上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国内商品的定价方面，而且出口商品的定价也往往让人家牵着走。早期自己没有学会主动去定价。在金融市场上，自主定价能力更弱。一个原因是过去管制非常多，很多价格都由官方定价，都是固定的，金融机构没有定价权力，也从来没有经受自主定价的锻炼；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定价技能和人才上也没有得到培养和锻炼。再有，过去是吃大锅饭，国家对盈亏兜底，就没有自主定价的动力。如果没有特别的激励机制，没有一个明确的经营目标，比如说为股东创造利益等，也就没有很强的自主定价动机，因为不管自主定价是高是低，都可能引起一些反应，包括媒体、客户的负面反应。实际上，信贷产品定价的依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资金成本，一个就是贷款风险溢价。而对风险溢价的判断经常是多样化的，判断依据的实际情况也随时间变化。

　　在中国，大量新成长的企业凑不足初始资本金，且抵押担保能力也偏弱，定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定价权尚未充分运用好。2004年10月底，中央银行已经取消了贷款利率上限，我们看到有些银行已经开始积极利用新条件，培养自己在定价方面的能力，在开展小企业贷款方面也做得非常好，至少比别人做得更突出。我们希望后进的一些银行在定价方面有充分的考虑并能迅速的跟上去。现在，扩大对小企业贷款主要靠两方面的变化，一个是组织结构，就是小企业贷款者的组织结构与其它贷款者的组织结构是有些不同的，再有一个就是激励机制设置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其实很多问题都出在定价问题上，包括当前我们所处理的股权分置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下了重大决心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而藏在股权分置背后的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定价能力的缺陷。各类金融机构的定价也还包含着究竟是更多的看市场，还是看政府这样一个问题。总之，定价能力是一个培养过程，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汇率改革以后也出现的一个关于定价的问题，就是外汇远期的定价和交易问题。这个问题和对风险的考虑是有关系的。十年前在远期结售汇产品刚出现时，人们希望所有的业务风险都推给中央银行承担。寿险业过去也存在这种情况：既然利率是宏观调整做出的，所以导致的利差损应推给国家承担。说起来理直气壮，好象自己可以不去做风险分析和风险承担。

　　第四，金融机构的特点是，既要回避过大的风险，又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并去买卖风险，其中，不同类型的机构的风险偏好又有很大差异。回避风险或者把风险卖出去，这涉及市场环境和深度。过去的商业银行贷了款就等着到期收回本息，而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大量地把风险卖出，有一些机构可只专注贷款的发起。另外在负债方面也开始大量使用资产证券化方式来筹资。市场上的资金成本目前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是周期性的，一个时期和一个时期不一样。从目前来看，银行间市场的利息比吸收存款更有吸引力。所以整个风险管理的技能应该说和以前很不一样。还有不少金融机构暂时还没有学会从适量承担风险中获利，还没有积极地在二级市场上考虑别人卖出的哪些东西它可以承受，可以买的问题。另外这也与资本充实率非常有关，核心资本、次级资本的成本有多大和你究竟要做多大规模的表内业务有关。市场已经带来很多变化，大家需要适应。还有一个问题是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策略问题。因为商业银行要固定地给存款者支付利息，基本上属于承担较低风险的金融机构，但承担较低风险不等于不承担风险。这涉及到一个商业银行在多大程度上选择降低风险、回避风险、卖出风险的策略问题。另一方面银行的某些部门可能要考虑，在当今的世界和市场上，要承担一定风险，要敢于冒一定风险，才能真正作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强竞争性。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还不够。

　　在风险可以开始进行买卖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会发生很大变化，激励机制也会发生很大变化。商业银行开始出现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和激励机制问题，各行之间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在这方面的作法很不同，但近来商业银行在从投资银行那里学一些办法，这是需要大家考虑的。

　　另外，风险卖出的关键在于要考虑究竟谁来购买风险。当然，各种机构和投资者在不同程度上可能都有高风险高回报的倾向，并且愿意购买风险。可能将来比较愿意承担风险的更主要的是私人投资类组织和私募投资的基金。从我国的财富积累上来讲，这些基金在过去存在的土壤比较小，现在来看，民间财富越来越大，也是需要着重加以培养的，在政策上要考虑它们的地位问题。关于管理私人投资的基金，在中国有许多混淆的概念和交叉的范围，比如说，什么是在证券市场上的私募基金，什么是对冲基金，什么是私人股权基金，等等。总之，风险买卖的市场是需要有较多投资者参加的。

　　第五，讲讲竞争。所有上述问题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我们面临着双重挑战：过去的病还没有治好，新的挑战已经来临。确实，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不会给我们时间，不会等到我们把过去的病都治好再来参加新的比赛。这就象运动员比赛一样：过去可能你还不错，但是你受了伤，伤还没有治好，新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等你都治好的话，可能早就跟不上了，可能你年纪也大了。我们估计的竞争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的姿态。过去，金融业曾产生过大的风险，出现过多的丑闻，可能会令人生厌。但同时又应该看到，没有金融服务，好多事弄不好，比如说农村金融，不得不花钱帮助他们解决过去的不清不白的历史包袱，否则的话又觉得农村金融服务非常不够，对三农支持非常不够。可以说，这属于一种很犹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是否能够及时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如果这些都不去做，如果一切照旧管得很死，新的东西都出不来的话，不可能改进金融服务，那么，支持小企业贷款、支持新创企业融资、支持农村金融服务都是空话。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政府实际上逐步解除不必要的管制的同时，当然必须要加强监管。监管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大家都很努力，但任务还很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化会不会明显扩大？过去5－7年期间可能是同质化，非常大的同质化，因为基本上大家所面临的目标都是设法尽最大努力降低不良资产率。当这个任务大家可能完成一半或者一多半时，我们发现其他方面的需求和竞争已经开始越来越激烈。例如，对

零售业务的关注，对信用卡业务的关注，对风险市场的关注，对于自己信贷客户（公司客户）的关注，等等。所有这些导致经营策略开始不一样，不同金融机构对这些竞争的敏感性也不一样。同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领地的篱笆墙有很多正在被拆除，使得本来就不是很硬的篱笆墙可能变得更加不管用。比如，一家商业银行可以启动安排一笔贷款，这可能不是它自己的，有可能是银团贷款，随后又将贷款卖掉了，有可能是投资者拿走了；这些投资者既可能是愿意买信贷产品或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也可能是愿意买信贷衍生产品的投资者，又可能是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既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再如，保险公司正在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寿险这个产品从过去传统意义上死的过早如何补偿家人变成更多是活的太长如何照领年金，即更多地具有储蓄的特性。长期储蓄对应的也就是投资的特性，它的投资范围显然也在不断地扩大，所起的作用变得非常不可小视。保险公司也可以在各种风险市场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些竞争会给大家带来某些挑战，大家应该对银行内部控制理出一个更新、更加与时俱进的概念。更困难的是银行内部如何能够大胆地、与时俱进地、符合当前形势地来重新设计、大幅度地改进内部激励机制的框架。在未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不同作法的差异会看的越来越清楚。同时，也是这种竞争会使国民经济中的金融服务功能发挥得更好，我们的缺项，比如农村金融服务，小企业贷款、新创企业融资等等方面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会取得更大进步。

　　对中央银行和其它宏观经济部门来讲，这既有很多挑战，更需很多的思考。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金融服务过度的“同质化”和“羊群效应”，它会使宏观经济在变化中显得脆弱。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去对待一些规则和条例，因为它们可能导致“同质化”而非鼓励多样性和灵活性。有时，我们轻率出台的某些指标和奖惩导致了意外的扭曲，导致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压抑。要达到金融服务的转型，需要许多深刻的反省。随着信息条件和市场结构的快节奏变化，多年来在商业银行业推行的保持距离型融资正在深受质疑，等候我们的政策法规去应对。总之，对宏观思维和政策的挑战及任务一点也不亚于微观。

　　（本文系周小川行长在2005年9月1日——在北京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