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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审计报
“轰”，随着一声闷雷般的声响，深圳市福田区的一片十几栋建筑同时应声倒下，爆炸抛起的巨大灰尘，如同一条土龙腾空而起。
这是福田区旧城改造定向爆破时的一个场景。现场目睹了爆破过程的福田区建筑工务
局局长张学凡事后回忆说：“亏得审计局此前进行了审计，不然的话，361万元的政府资金就随着这一声炮响灰飞烟灭了。”
这项旧房拆除工程原定方案是采取人工与机械拆除相结合的办法，但出于工期的考虑而临时变更为爆破拆除。为此，施工单位报出了624万元的变更预算，但经区审计局一审，361万元被核减。
以上只是福田区审计局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的一个片断，类似的情况在该局还有许多。
福田区位于深圳市的东南部，与香港毗邻，是目前深圳市发展建设最快的区域之一，其每平方公里的财税收入名列全国前茅。政府有了钱，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也随之加大。据区审计局局长黄勇介绍，近几年来，区政府用于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每年都在几十亿元之巨。
“工程建设中最让人头痛的事，是‘三超’，即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这是长期以来都难以破解的难题。”张学凡对此感触颇深地说。
他介绍说，在形成“三超”的问题中，有三个环节最重要：一是招标标底的过于粗放，二是建设过程中的变更频繁，三是建设组织模式的陈旧。“而这一切，随着跟踪审计制度的出现，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黄勇介绍说，“以往审计之所以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审减率，与先期预算的过于粗放不无关系。”黄勇说，预算好比是上游的一座大坝，而审计是在下游。上游大坝的闸门开得过大，下游的审计就只能疲于奔命。
闸门开得过大预算尚且被突破，闸门控制了预算不是更容易被突破吗？笔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对于笔者的疑问，黄勇解释说，预算过粗实际上是给了施工单位一个错觉，使他们认为政府的人好蒙、钱好赚，这就是为什么参与政府项目投标的单位要远远多于参与民企项目投标的原因。以往，政府项目转包现象非常普遍，其根源就在于政府项目这只“羊”太肥了，以至于连施工单位都懒得去做了。既然一转手钱就可以到手，那又何必费心费力地去干工程呢？而转包到最后一家，利润已被层层刮分，自然要在项目上打主意，于是预算被突破就不奇怪了。另一方面，较大的利润空间使得一些不法分子以行贿手段来获取项目也显得“顺理成章”。因为在不法分子眼中，毕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一旦工程到手，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在工程上将投入的“成本”加倍赚回来。
“现在，对先期预算进行了审计把关，工程转包现象被杜绝了，加之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配套审计措施，工程总造价完全可以控制在概算范围之内。不仅如此，违纪违法行为也明显减少，在区审计局跟踪审计的3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至今还没有发现一起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
而这也正是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所希望看到的。”
设计变更，是项目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存在，也是引发“三超”问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但是，黄勇却认为，设计变更并非是“三超”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建设过程缺乏监督与组织模式的陈旧，才是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三超”的主要矛盾方面。
该局副局长陈晓卿介绍的一个个案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某建设项目涉及到一项设计变更，甲方负责人在这项变更单上签了字。当陈晓卿找到这位负责人询问他是否知道这个签字的责任时，对方回答说：“其实我也不懂，让我签我就签呗。”陈晓卿对他说：“你这个名字一签下去，就是字字千金啊。”由于有合同在先，审计人员也无法推翻原来的合同，上百万元的造价白白打了水漂。
而随着黄勇所说的“各个环节的配套审计措施”———包括项目前期、期中、结算、决算、项目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备案以及三级复核制度等的建立健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仅去年一年，区审计局就审减各项工程款1.05亿元”。
跟踪审计的出现，也推动了整个项目建设组织模式的改革。以往，项目立项后，便被分解到各个部门单位，再由这些部门单位组建一个建设指挥部，成为项目的管理者。但由于这些部门单位对项目建设管理知识的匮乏，加之本身又是项目的受益者，因而根本无法担当起管理之责。
而今，审计的相关建议已被政府采纳，所有政府投资项目全部归口到建筑工务局，一只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出现在政府投资项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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