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常菁 陈丽科 杜青耘
中国是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强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绕不开农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面对国外优质农副产品的冲击，我国农副产品将怎样应对？
作为农副产品加工基地的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江丰实业)，靠政策和投入奠定了“江高模式”的基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也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
养鸡场创出“江高模式”
江丰实业成立于1975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前身为“广州江村养鸡场”。开始时只有几名“知青”和两间简陋的茅草棚，几年后才逐步扩大。按照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策略，到1983年，江村鸡场开始产生带动效应，他们将鸡苗卖给农民，并派出专业人员到农民中去传授现代化养鸡技术，周围农民的养鸡业迅速发展起来。这种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策略，不仅打破了几千年来的一家一户散养几只鸡的传统方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江村养鸡场的经验也在广州白云区推广。
1985年市场全面开放后，养鸡场遍地开花，鸡制品供过于求，江村养鸡场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时，我们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决定尝试走外向型发展的路子。我们主动联系外贸部门，把大批成鸡出口香港。由于江村黄鸡风味独特，供不应求，很快就打开了香港市场。”江丰实业董事长谭距添介绍说，“随后，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规模扩张。起初收购了几家养鸡场，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饲料供应告急，于是我们便办起了一家饲料厂。江村养鸡场在当时已初具农业产业化规模。”
由于江村养鸡场的成功经验在白云区的大力推广，带动了全区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全区畜牧业比重占农业比重的65%。国家畜牧水产局看好这种规模生产的前景，提出与当地的四位农民合股成立养殖场，专门为香港供应肉鸡及其制品。当时，这种既包含国家股份又有农民个体参股的多种经济成份的联合实体，比现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早了将近20年。
1986年江村养鸡场一年出栏达400万只黄鸡，养鸡农户赚了钱，拆掉茅草房，盖起小洋楼。江丰实业的产业化模式不仅影响带动了白云区，而且辐射到广州天河区、芳村区，以及增城市、佛山市农村等等。
1987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江村养鸡场召开现场会，将这种以养鸡场为龙头带动农户发展养殖业的方式，命名为“江高体系”(江丰养鸡场在江高镇)；广东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称之为“江高模式”……
1991年，在原养鸡场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市江村家禽企业发展公司，1999年公司由村办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江丰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江丰实业已通过广州市政府审批，进入上市辅导期，更名为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几年前，江丰就被确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也是“十五”期间国家级“科技创新型星火龙头企业”。目前江丰从事家禽繁育、饲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家禽屠宰与食品深加工等多个产业，是一家集农、工、科、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公司占地面积130多公顷，总资产近3亿元，固定资产达1亿多元。同时具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供香港活鸡自营出口经营资格。
农业产业化需要龙头企业拉动
江丰所走的农业产业化之路基本上是成功的，江丰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经验呢？江丰董事长谭距添说，“江丰30年的发展证明，‘三农’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坚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多地少、增产不增收、农业企业长足发展融资难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所在。”
谭距添董事长介绍说，“三农”最突出矛盾是人多地少和增产不增收。广东省规划到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农民不脱贫，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乡村财政薄弱，基层政权凝聚力就要打折扣。因此政府对农村的扶植应由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和发展扶贫。多年来，江丰一直有意识地将养鸡场建在贫困村，每在一村建场，先赠送20万元资金给村委会，以解决村务开支和村民的实际生活困难。同时和村民共同投资成立股份制养鸡合作社，江丰出资50%至60%，剩余部分村民投入，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招收当地农民为合作社职工。江丰派出技术员到合作社指导养鸡，保证售鸡农民在养鸡场每只鸡最少获得一元钱的利润，由于“旱涝保收”，深受村民欢迎。
据了解，除养鸡合作社以外，江丰还计划与村民共建立养猪、养鱼、花卉种养合作社，通过种养殖农产品的粗加工、深加工，吸收大量劳动力。同时为村民买医疗保险、退休保险，使离开土地的农民拥有更充分的生活保障和更优越的发展条件。
谭距添认为，农业产业化必须实现生产产品的市场化。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大部分农产品都能种养，但因其保鲜期短，致使市场半径的辐射受到局限。如荔枝，近几年由于流通体系不畅，保鲜技术不过关，产品缺乏深加工，故而无法提高其附加值，卖荔枝的收入还不够支付摘果工人的工钱，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的荔枝烂在枝头上。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在近年尤为严重。 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系沟通渠道，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这时就需要强有力的农业龙头企业将松散的小农生产与严密的市场体系联结起来，通过龙头企业统一育种(苗)、教农户科学的种养方法、统一标准收购，进行产品深加工，以增强农产品的议价能力和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使农民增产又增收。
谭距添说，农业产业化必须实行耕地资源的集约化。中国是农业大国，但人均耕地面积却十分有限。宝贵的土地资源分散在一家一户经营，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不多的剩余产品。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加入WTO之后，明显缺乏竞争力。土地集约化经营是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土地在农户与企业之间合理流转，农业龙头企业集中经营管理土地以便于机械化大生产，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与分散经营相比，集约经营在同等面积下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创造更高的附加值。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投入。这种观点对于今天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江丰正是靠政策和投入奠定了“江高模式”的基础。谭距添表示，江丰的未来同样必须依靠政策和投入这两大支柱去支撑。在我国，农业是一种需要高投入的产业，而目前靠农业自身的生产循环，难以满足这种投入，因此仍然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金融界的资金支持。他说，农业是一种低利润的产业，为了解决低利润和高投入的矛盾，就必须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而农业产业化的载体就是农业企业，特别是农业龙头企业，以此，将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体系，以点带面，从而使农民彻底脱贫、走向致富之路。要达此目的，做为农业企业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金融界的资金扶持。尽管近几年国家对农业投入非常大，但投资结构往往不尽合理，使得农业长期迷失在高投入、低利润的怪圈中。
谭距添认为，如果能在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中加大农副产品深加工投入的分量，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扭转投入和收入的不合理反差，各种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棘手的“三农”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