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个人征信系统扩张 重点关注金融企业高管

　　上海自1999年来征集了550万个人信用记录。2000年6月之前的168万入库信息并未得到授权。此后的入库信息都有书面授权书

　　本报记者 徐博 李秀中 发自上海

　　前天(17日)，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征信管理处副处长、上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下称“ 上海征信办”)负责人傅敏透露，今年年底之前，上海将建立金融企业高管的个人征信系统，金融企业高管信用监管将成为上海信用管理的重点。据悉，这是继建立保险代理人、上市公司高管个人征信系统之后，上海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第三步计划。

　　随后，负责上海市个人征信具体操作的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资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

　　保险业破冰金融征信

　　虽然《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去年2月1日才正式实施，但上海的征信工作早在1999年就已经启动。

　　据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统计，截至目前，上海有征信企业33家，其中多数企业从事企业征信业务，个人征信业务仅上海资信一家。上海的个人征信系统，是联合征信模式，即除银行信息外，还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机构、电信和法院等部门。截至今年4月底，该公司个人征信系统入库人数559万人，累计提供个人信用报告331万份。

　　去年7月1日，上海市保监局、上海资信和上海17家寿险公司联合推出了保险代理人执业信息系统，建立了相关的信用档案。该局副局长邓雄汉介绍，保险诚信建设的效果十分显著，到去年年底，共有3.25万名保险代理人的信息入库，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1.5%，去年下半年发生保险代理人侵占、挪用保险费案件数下降了81.8%，涉案金额下降97.4%。

　　上海市征信办负责人傅敏对本报记者表示，对金融企业高管的征信管理，也是希望能够起到类似的监督作用。

　　但她同时表示，目前虽然已确定了今年年底完成这项工作，但具体的方案还没有出台，金融企业高管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据上海资信个人征信部副主任郁文倩介绍，初步的设想是，将金融企业高管作为重点关注的人群，在其就职的过程中增加各类审核的力度。但对于是否会为这些人群建立单独的数据库，她表示目前没有确定，而采集上述人群个人收入等敏感数据目前尚有障碍。

　　上位法缺失挑战征信授权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财会处徐葵君表示，社会信息纳入对于征信体系的建设是极为重要的。

　　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她，曾提交了第618号提案——《完善征信系统服务信息的建议》，建议“增加客户个人纳税情况、养老金、公积金缴纳情况的信息，充实信用报告的信息量”。

　　上海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郑承志也认为，个人司法记录及社保信息尽快加入上海征信体系是很迫切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目前仍然是一个政府规定，并未形成上海当地法规，而国家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17日，上海资信总经理陈志国就个人征信问题向上海市政协委员汇报工作时表示，“目前法律对我们的保护和制约都是不够的”。

　　而即使在《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中，也未能够对征集包括个人资产、收入等信息提供支持。陈志国还表示，对个人信息的隐私权和知情权如何平衡，目前法学界还争论不休。

　　上海大学法学院国际商务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夏善晨认为，缺乏上位法，已经成为个人征信发展的严重障碍。上海资信的郁文倩告诉记者，公司不能强制征集个人资产等方面的信息，只能在提供信用报告时，以自愿的方式采集。

　　在这种情况下，征信的授权问题，用上海资信总经理陈志国的话说，“是很敏感的”。据他介绍，自1999年来的550万个人信用记录，可以分为3个阶段。2000年7月以来的信息入库都有当事人的书面授权书，但2000年6月之前的168万批量入库的信息却并未得到授权。

　　陈志国说，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当这些人进行信息查询时再补办授权书。民生银行上海分行公司业务部经理王佑常表示，如果能将金融高管的个人资产信息纳入信用记录，是合理的。作为金融机构，应该接受监督。但他也表示，要防止这些信息流到社会上，要保护隐私，要有授权机制。

　　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章海峰认为，金融高管是经营企业，其行为是多层次的。除了个人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些行为是岗位责任、职务需要，要作出区分。

　　而其他多位来自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企业高管对于这一征信系统扩展不愿做出评论。

　　去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之后，上海征信体系跨区域化遭遇障碍，也使金融企业高管征信的前途不明朗起来。

　　陈跃华透露说，目前，上海正由一位市政府副秘书长带领一个小组和央行方面协调，最终有可能达成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