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即将一体化﹖当亚洲经济开始占到世界经济的29.4%并且经济增长速度持续10年超过世界平均增长水平时,当各国之间的区域内和产业内贸易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时,这个问题正在令全球侧目。
从过去10年的历史来看,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更多的是市场的力量在自发地起主导作用,亚洲各国之间表现出在经济上的天然依赖性,而各国也从相互交往中大受
裨益。
“一体化”的利益逐步加大的同时,亚洲各国政府的“一体化”意识也在从自发走向自觉。亚洲各国政府之间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可以预计,下一个5-10年,来自政府的制度力量开始逐渐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
这似乎是个悖论,当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区域之间的经济共存性却变得更强,矛盾统一于全球化和区域化之中。“加快发展,寻求共赢”,是我们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共同期待。
4月23日、24日两天,以“亚洲寻求共赢:亚洲的新角色”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隆重举行,亚洲经济一体化问题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特别邀请了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陈光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就“亚洲一体化”的趋势与障碍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45期。
亚洲经济一体化乃大势所趋
《21世纪》:近年来,亚洲经济整体增长水平很快,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在加强,这是否意味着亚洲经济正在更快地走向一体化?
龙永图:应该说,亚洲经济这几年的发展成绩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亚洲各国在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走向一体化是大势所趋。
从世界经济近20年的数字来看,大多数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经济总量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幅度。1986-1995年和1996-2005年,发达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分别为3%和2.8%,亚洲新兴经济体(NIEs)同期分别是8.1%和4.3%,而以中国为首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则是7.7%和6.6%。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亚洲国家的GDP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15%上升到了今天的23.8%。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速度发展,亚洲经济将在不久的将来历史性地占据世界经济半壁江山。
陈光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从国际贸易数字来看,亚洲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在1990-2003年期间,亚洲经济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3.8%上升到29.4%。尽管贸易增长在亚洲内部不太平均,因为亚洲在国际贸易中比重的上升主要得益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包括中国、东盟(老六国)、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和其他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但在贸易的主要贡献力量中,亚洲国家之间的区域内贸易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和商贸来往频率和幅度都在增大,这些都在说明亚洲各国的经济依赖性在加强。
赵晋平:我基本同意二位的观点。首先一个结论是,一体化加快确实是一个事实。从制度层面来讲,东亚地区直到1990年代末一体化的趋势才显现,目前一体化速度正在加快。如果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趋势出现得更早,在全球产业链中,亚洲各国基本都以原材料和加工代工为主,各个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优势不一,相互之间有共同性也存在互补性,经济的依存度和贸易的交流还是比较高的。
《21世纪》:既然贸易已经在亚洲经济发展以及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主要作用,那么,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这个过程,其主要特点有哪些?贸易力量的具体表现呢?
龙永图:亚洲贸易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其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其全球贸易增长的速度,在1985到2001年期间,东亚地区区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增长了三倍达到6.5%区域内贸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到35%,在这一期间,东亚国家贸易中有大约11%转向到区域内贸易,其中主要的推动者是中国、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约80%的区域内贸易额集中在这五个主要市场。而同期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却下降了7%。
陈光炎:在亚洲经济和贸易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私人投资起到很大作用,这也是一个主要特点。应该肯定,在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过程中,海外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是主导的力量。比如说,东南亚的电子业的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私营资本,主要是海外的投资,也包括国内的投资,而政府间的自由贸易体系做的贡献相对要小。这也是让人奇怪的一点,传统意义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是互斥的,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得生产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直接带动公司内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正在变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赵晋平:如果说从贸易的角度来说明的话,我认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来自市场的力量起到很大作用。亚洲作为一个大的市场,由于直接投资的作用,相互之间的合作已经很深了。相互之间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再经过加工组装后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出口是在欧美,入口在日韩,加工在东南亚,这已经形成了产业分工的格局,资源配置是在市场上起的作用形成的,所以说,和世界其他经济体,比如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市场的力量在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市场与政府共同推进一体化
《21世纪》:诸位认为一体化的动力显然在于市场和政府,这两种力量各自起着怎样的作用?
赵晋平:推动一体化的力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层面的,一个是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是自发形成的,主要是由直接投资的带动,亚洲各国之间的投资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亚洲地区形成的一定规模的产业链,使得亚洲各国的经济依赖加强。
龙永图:过去的30年中,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环境发生变化,一些限制和壁垒在逐步消失,比如对货物、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方面的政策和技术壁垒,这为加快亚洲各国之间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创造了好的条件。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在对投资地点进行选择,对国际产业链进行重新布局,所以在过去的25年中,部分东亚国家在大量国际直接投资的推动下参与了国际生产活动分工,虽然主要的资金来源和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都在区域之外,但是主要的东亚经济体都参与到这一分工之中,而中亚、西亚和南亚国家还在这一分工体系之外徘徊。
陈光炎:东亚地区能够融入全球分工中,一方面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也是东亚国家的一个共同优势。
《21世纪》:为何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制度力量相对弱势?如何进一步唤起一体化的制度力量?
龙永图:这和亚洲的文化和历史基础有关。相对于欧洲和北美,亚洲各国政府间的合作观念比较弱,不习惯通过政府间的这种正式渠道去达成利益的同盟,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增强之后,亚洲政府间的通过合作来达成共赢局面的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由此,政府间的力量开始介入,用制度来推动一体化的进程,这一标志性事件便是“10+3框架协议”的形成。
陈光炎:亚洲要保持持续发展,还是需要有好的政策环境的,不管是从留住投资还是本区域的持续发展考虑,而这些工作,都是政府职能的一个体现。
赵晋平:东亚地区普遍具有经济出口导向型的趋势,在东亚加工,出口到欧美,在产业链上始终处于利润率较低的一环,所以政府要介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持续性。
《21世纪》:在下一阶段,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的作用趋势如何?
赵晋平:市场的力量在过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市场需要制度的保障,如果没有,市场的力量反而可能产生倒退。从长期发展来看,制度的力量将变得很重要,制度建设不能滞后,应该在已经形成的市场基础上,加快制度建设,保障市场。我想这个方面,是亚洲各国政府将要努力的方向吧。
龙永图:我的看法是,主要的推动力还是来自市场。我认为,下一阶段,市场还可以尝试通过大量非政府的组织和平台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达成共识,解决一些经济发展方面的难题、摩擦和问题。
对于制度的力量,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在亚洲地区,要政府之间达成共同协议需要较长时间的磋商,而且,制度的力量受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些不确定的非经济因素也可能使得制度的推动力缺乏一定的保障。
陈光炎:二者的力量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相互融合的。我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特定的环境中,制度和市场各自发生作用的比重可能会有不同,但二者都很重要,都是主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与亚洲:互惠互利中前进
《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26年以来,正是亚洲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亚洲一体化之间的关联度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龙永图:中国和亚洲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而且,这种依赖性会越来越高。比如,中国同东亚国家的贸易密集度很高,超过了国际贸易中类似邻国和相邻经济体之间的密度。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造成的,由于外资的进入,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变化,也导致了对原料和零部件进口的增加(区域贸易中15%涉及零部件),而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正是原材料和零部件比较成熟的加工出口地区。
可以说,中国从亚洲国家的发展中获取了自身发展的支持,同时,也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产生反哺作用,尤其是对东亚国家和经济体。中国在东亚区域内出口的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24.7%增加到了2001年的30.6%,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本地区一个重要的市场,1995-2003年间,中国从东盟国家的进口增长十分迅猛。
陈光炎: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影响到东南亚的工业化,会把他们推向资源型产品基地。但足以推翻这种看法的是,中国从东南亚的进口更多反而是工业产品,类似石油、棕榈油等原材料的进口的比例越来越小。比如,以中国从泰国的进口数据为例,棕榈油1995年占中国从泰国进口总额的23.4%,但到2003年变成4.4%;电子和电器从1995年的8.8%上升到46.8%;又如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数据:马来西亚1995年,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石油占总额的36.4%,但2003年却下降到8.0%;木材1995年是23.2%,但2003年下降到4.6%,橡胶1995年是9.3%,2003年下降到6.6%,电子类产品则从1995年的14.8%上升到64.6%。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基数在不断上升,虽然从总量上来讲,原材料的比例在下降,但总量是在增加的,而电子增长的比例更快。
赵晋平: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依赖性是存在的,而且是在增强的,比如在贸易方面,中国对来自亚洲地区其他国家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是在不断上升的,中国本身的中间投入品市场形成时期比较有限,只有从周边国家获取了;至于原材料方面,周边国家也都不太具备这些资源优势,只有从其他具有资源优势的国家,比如拉美、澳大利亚等区域外进口,这也正好解释为什么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但是从亚洲国家进口的进口增长率却在降低的原因所在。
《21世纪》:亚洲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利弊如何?
龙永图: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亚洲的崛起提到了推动作用。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减速,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各自的利益相关度是很高的。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发展,无疑对周边国家是有利的。
赵晋平:这几年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额在该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在上升的。比如在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总额中,在印尼,对中国的出口额从1990年的3.2%上升到2004年的6.4%;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从1990年的2.1%上升到6.6%;菲律宾1990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占该国总出口总额的0.7%,2004年却上升到6.7%;新加坡的数字是从1990年的1.5%上升到2004年的8.6%;泰国是从1990年的1.27%上升到2004年的7.3%。
另一方面,中国在进行的宏观调控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会有短期的经济波动,主要反映在产业政策方面。但长期来说,双方的贸易往来是有利于各方经济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各国都希望实现高附加值的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想,这不仅是两个经济实体的需求,也是政府干预和引导经济发展的初衷所在。
破解障碍,展望一体化未来
《21世纪》:从现在的进展情况来看,亚洲经济要顺利实现一体化,其潜在的一些障碍存在哪些方面?亚洲国家要寻求更大的互惠空间,还应该怎样去努力?
赵晋平:我个人觉得有几个方面需要加强:首先,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亚洲国家间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在2000年开始提出“10+3”,中日韩三国和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区合作框架协议以来,进展一直还比较缓慢,中国要加强在这方面的进展步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争取更有利的空间。
其次,政府需要进一步改进宏观经济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而投资则可以推动贸易关系的发展。在市场的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的力量应该融合进去,提供更有利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从而也刺激市场的力量持续发生积极作用。
第三,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要求政府之间更多的政策协调,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从合作本身来讲,目标是长期的,比如10+3,要一步到位是比较难的,需要政府间增加协调和沟通,实际上,市场促成10+3方面是有进展的,但在制度上不多。
最后,就是政治影响的问题,一个良好的周边和多边关系是很重要的,这是目前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这就没有办法为经济上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在10+3的形成过程中,关键也是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如果东北亚不能顺利达成一体化协议,那10+3是很困难的。
陈光炎:我觉得,亚洲各国政府需要适应新的形势,在思路和政策方面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促进经济和贸易的良性循环。其次,亚洲各国的国际分工还要进一步深化,比如电子业,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一条比较成熟的产业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在里面,但越南、老挝都不在这条产业链里,所以,对于后者来说,就很有必要改善投资环境,调整产业分工引导产业发展。
此外,从整个亚洲来看,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产业分工已经比较成熟,一体化趋势也明显,但中亚和南亚却还不够发达,一体化态势也并不明显,从地域上来看,就形成了发达与相对落后的两个圈,这对整个亚洲的发展是不利的。
龙永图:中国要尽快抓住亚洲一体化的机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到更适合的机会和位置,充分利用地域和资源优势,扩大发展机会。我想,这主要还是要中国企业自身努力来完成的。
另外,我还要强调,亚洲国家应加强建立政府间的非正式磋商和沟通平台,以便以更灵活的方式解决敏感和棘手问题;
企业之间、协会之间也要发挥联盟的作用。比如对于铁矿石涨价,亚洲的几个国家,比如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都存在共同利益基础,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价格联盟,去和巴西、澳大利亚他们谈判,那对大家都非常有利。但从目前来看,这样的企业联盟或者非政府组织还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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