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难题 10多年后谁来为中国两亿民工养老(2)

　　政策性歧视

　　如今在冯秀乾的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里做文员的成都女孩小王，曾在广东打工四年，那里的企业一般只为技术骨干、管理人员买养老保险，小王在广州时的工资较高，自己每 月需缴纳100多元，公司也因此负担近200元。

　　2004年，小王离开广州到重庆綦江时被告知，如果开了证明，她能够转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养老保险金，但因在綦江重新上保险比较麻烦，因而同她一起回来的朋友们都还没办理转移手续。不过，小王有一张从未使用过的保险卡，在网上可以查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缴纳了4年，有3000多元保险金。

　　胡世博说，由于尚未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如果农民工要异地转移保险金，则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即相当于自己的没有利息的储蓄，企业和社会统筹部分大都不能转移，而输出地也没有接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衔接措施。

　　事实上，多数地方政府要求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主要是为了弥补现在的支付不足，如江苏省丹阳市，现有城市人口的养老保险有很大缺口，国有企业转制职工的保障也严重不足，因而收取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用来支付当前的不足。

　　“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和短期性，他们人走了，顶多只能带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只占其养老保险金的30％，”胡世博说，他们很难享受到足额的养老保险金。

　　据广州市的有关规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按当地上一年的人均年收入的60％作为基数，再提取21％作为农民工养老保险金，其中农民工自己缴纳8％(每月为100多元)，企业缴纳13％(近200元)，尽管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但实际上，企业支出的保险金，只有3％进入工人的账户，10％作为社会统筹并未进入。

　　据调查组透露，即使在广州，社会统筹部分估计已经被挪作他用，社保局没有什么资金实力，以至于40％的个人账户成为空账，即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了。

　　而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一次会议上透露，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并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在扩大。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庆行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现今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现收现支，即“挖东墙补西墙”，按规定每年的新增人员在领取养老保险费时，财政无力负担，加上一些陈年老账，就只好动用其他人缴纳的保险费支付，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

　　因此，这就造成了现实中农民工养老保险推进不力的两大瓶颈。首先是企业主大体相似的心态，即花钱为农民工买保险，但农民工并未得到实惠，反而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如果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所有企业都买了，竞争的环境才会相对公平一些，”一些企业老板说。

　　其次，很多农民工也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在一个企业干15年，而即使满了15年，离开打工之地时，仍然很难享受到。尽管农民工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也十分巨大，但他们并未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相应的福祉。

　　周庆行认为，这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制度缺陷，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存在了20年，直接导致“一城两制、一企两制”，而在社会福利上又往往优先考虑城市人口，包括养老保险问题，因此，除了财政、税收等体制需做调整外，必须对具有某种经济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养老保险。

　　对于异地转移问题，陈万志认为，必须实行全国统筹，办理统一的保险卡，将农民工个人、企业和地方统筹部分都打进卡里，一旦离开，所有账户也随人走，接受地区的社保部门也不难办理转移手续。

　　“要想靠企业主的良知来推行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因为有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陈万志说，这一项社会推进工程，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