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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君
2004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宏观调控后，依然保持了9.5%的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中国的就业形势也取得了几年来难得的良好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2004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低于年初预计0.5个百分点，出现近10年来的首次下降。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980万人，比预期目标多80万人。
从中国近几年的就业形势来看，欲使失业率下降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这种降低是1991年以来的首次降低。不过，2004年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中国的就业形势能彻底好转。
在去年12月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将2005年的失业率定在了4.6%，这个目标与2004年4.5%的目标相比，要高了0.1个百分点。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新增劳动力总数大约1100万，其中大学毕业生338万，高中、中专、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250万，初中毕业生250万，农村劳动力户籍转移需要就业的人口非农民工200万，另外大概还有几十万的复员转业军人；此外，2005年还有1400万人需要就业，包括2004年年底截转的需要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上零散的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员，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大概850万左右，下岗职工需要实现再就业的500万左右。两大类相加，就是2500万人。按照2005年经济增长8.8%预测，新增就业岗位只有900万个，还存在1600万个岗位缺口。
从总体形势分析来看，2005年失业率高于2004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一是2005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可能没有2004年这样好；二是国家在2005年继续实行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就业与再就业，因为信贷的紧缩、投资规模的控制与双稳健政策会导致一些企业降低用人需求；三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滞后效应会在2005年得到一些显现。另外，从2004年的经济增长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0744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72387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值43384亿元，增长8.3%。这说明，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即重化工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依然发展缓慢。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最大的风险，不是金融危机，而是失业的扩大。如果我们还按现在的“增长优先”模式，一方面富有人群会增加，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巨大失业人口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社会贫困地位，可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从经济层面看，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存在，将使社会购买力处于很低的水平，内需长期低迷，使中国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那么，中国经济就只能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支撑，但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吸纳能力也是有限，仅剩下投资这一驾马车。
另外，失业人口的持续增长，也为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失业率的增长将导致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中国社科院对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贫富差距的分化必将影响人们对社会的态度和信心，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加剧。
2004年劳动力就业形势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农民工出现短缺，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所谓“民工荒”。民工荒尽管是由于国家在支农方面加大力度，使得部分农民返回乡村，但其中也暴露了国内就业形势的结构性失衡。多年来，在城镇居民工资水平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却长期低迷，再加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这是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农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农民工短缺无疑将削弱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矛盾上。2004年，仍有约74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国家发改委的有关人士预计，2005年大学生的失业人数将比2004年增加50万人以上。从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劳动力供求状况来看，大学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除以求职人数)最低，这反映了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相应跟上。而这些扩招后的大学生，在学校时花费的是高昂的学费，给家庭以及个人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另外，不少学生在校时申请了助学贷款，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就业，那么这也意味着银行将产生坏账，进而影响到银行在助学贷款上的热情，这些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将会放大。
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这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由于重化工业可迅速拉动GDP的增长，各地政府也热衷于此。不过，重化工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却极为有限，这些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在政策的制定上要首先考虑就业的因素。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顺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政府应当从重视物质产业的发展，到重视提高城市化水平，发展第三产业，解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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