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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锋磊
嘉宾：
曾业松 中央党校研究员、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宋洪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杨锋磊
农民持续增收面临挑战
《中国经营报》：统计显示，由于农业税减免、粮价上涨和国家发放的粮食补贴，中国农民去年人均纯收入实际增幅超过6.8%，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加最多、增幅最高的一年。但2005年农民是否还能增产增收？
曾业松：今年农民收入会不会继续增长，增长到什么程度，要研究影响农民增收的几个关键因素。首先从政策上来看，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两减三补”政策不变，而且支农力度加大，农民得到的好处都将比去年增加。我们看到中央正逐步从以策支农变为以法支农，把成熟的支农政策慢慢变成法规，如支持农机化发展的《农业机械促进法》已颁布实施。支农补农政策的法制化，将为建立农民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创造条件。当然，农民收入能不能增长除了政策因素，还取决于生产和市场。现阶段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粮食增产提供了条件，因此，粮食增产是可以预见的。问题在于受供求规律的影响，加之农产品流通不畅，市场可能会发生一些波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农民收入。
张晓山：已经有20多个省区的农业税已经被免掉，所以说这个政策已经用到头了。另外2004年粮价上涨将近30%，一般粮食价格上涨一分钱，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就可以增加10元钱。虽然2004的粮价上涨是恢复性上涨，但今年的粮价很难再有去年那样的大幅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靠农业内部的增效，夯实基础，提高效率，提高产出；另一方面要靠国民经济城乡统筹和工业化、城市化，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宋洪远：对2005年农民增收形势的判断，从增长幅度来讲可能会低于2004年，但肯定会在2004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我估计增幅会在5%左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去年粮食增产，但供需还是有缺口的，因此2005年粮价不会继续保持去年的大幅上涨，但会保持上涨势头。另外，今年的农业税减免范围和力度继续加大，这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度肯定会比去年大，因为减税就是增收。从补贴来看，今年在三项补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民进行奶牛良种繁育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原材料补贴、水利试点补贴等，加起来目前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有10项左右。
《中国经营报》：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往往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他商品价格如消费品、农资产品等也会随之涨价，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增加会因为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而抵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国家对此有何解决办法？
曾业松：粮食价格波动对市场的影响的确很大。粮食价格一旦上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跟着就会涨价，与此相关的产品、产业也会引起连锁反应，纷纷涨价。粮价上涨，可谓一涨百涨。对此，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农产品价格应根据供求规律，由市场自发地调整，不应强制性地拔高，也不要人为地下压。国家可通过调控市场，使粮食价格保持在一定的波动范围内，一般不会引起大的市场震动。近年来我国粮食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有时候供大于求，也只是低水平剩余状态。部分积压的一般都是质量较次的粮食，优质粮从来很少积压。如果我们调整好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搞好农产品加工转化，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粮食涨价受供求规律支配，同时也跟农业投入品，包括化肥、农机、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涨价有关。农业投入品价格农民不能把握。农业投入品涨价，造成种粮成本上升，必然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造成粮食减产，进而引发农产品涨价。因此要稳定粮价还应当釜底抽薪，或者给农民农资补贴，或者对农用工业进行补贴。
《中国经营报》：记者此前在河南某地农村采访时看到墙上写着这样一条标语：“出门打工做生意，都比在家有出息”，类似这种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出去打工的标语随处可见。那么出门打工是除了农民种粮食之外最重要的增收手段吗？
曾业松：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不完全靠种粮食，还要靠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现在已有一亿多农民在乡镇企业，还有一亿多人外出务工。从农民的收入结构看，农产品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35%，二三产业收入占15%，外出务工收入占50%。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对农民收入增加非常重要。今年的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也是要促进农民通过务工增加收入。
张晓山：实际上农民增收应该打“组合拳”，除了种植农产品的收入外，外出打工是重要的一项，它包含在农 民的公司性劳动报酬收入中，它还包括农民在本地务工的收入，另外还有农民从事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以农民收入也应该是多元化的。
宋洪远：类似河南这样的劳动力人口大省，由于当地的非农产业不发达，外出务工就成为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可以说劳务经济是现阶段中部粮食主产省、劳动力大省和人口大省的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两个趋向构建城乡一体的和谐社会
《中国经营报》：这次的一号文件中也提到：“要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政策趋向的变化，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全局中统筹安排。”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两个趋向？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城市如何支持农村？
曾业松：今年的一号文件虽然没有具体论述这两个趋向的问题，但文件本身却实实在在体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思想。参照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产值结构、财政结构等方面来看，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在我国现在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占15%，非农产业占85%。产值结构也大致是这样一个比例。一般来说，当人均产值达到970美元时，就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现在我国这一指标已达到1000多美元。从财政结构来看，过去我们是“以农养政”，现在已经是“以工养政”，“以商养政”了。近两年农业税的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1%左右。工业积累多了，财政增强了，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条件拿钱出来反哺农业。
今年一号文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财政支农力度明显加大。除明确规定财政支出新增的部分主要用于农村，政策还规定大幅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农村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同时新增对农业小型水利建设的专项补贴。然而，我们也看到，工业化发展了，城市化却很滞后。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结构比例竟高达1∶1，大量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许多城市在一天天现代化，而不少农村面貌依旧。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把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同时要通过城市化发展，把农村人口引导到城市中来；通过城市化的辐射功能，把农村带动起来。
张晓山：工业反哺农业，一方面表现在工业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种反哺是最实惠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初级原料的农产品在经过加工后把一部分增加值返还给农民，使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多实惠。另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际上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的格局，不仅是初次分配，而且要着眼于再次分配，在再次分配的过程中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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