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造城(11)

　　造城运动：转型期的困扰和探索

　　人类以往的发展经验已经昭示，所有的国家或早或迟都会面临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因此，我们现在对于“造城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索，也是探索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刊记者 李远夫 文

　　“要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只有靠城市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经异口同声地说。其理由是：城市为组织社会生产、生活最经济的形式，缺乏城市化，中国的工业化难以加快步伐，信息化也难以深入发展。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聚集的过程，也是资金和其他资源聚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全力加速城市化，已被众多有识之士视作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切入点。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就认为，“造城运动”在中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必然的过程在西方已得到了验证。在西方的城市里，比如美国等一些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造城运动。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水平每15年到20年翻一番。如果这个经验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在本世纪头20年内，中国的城市数量要从不到700个增至近1500个。显而易见，这个过程将是急迫而忙乱的，而我们则需要知晓：这些城市怎么造？谁来造？

　　我们在重蹈覆辙

　　“谁在建造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别人已经思考过的问题，美国的学者专门出过一本书来讨论。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很明显，城市化发展和建设只能且完全由国家投入拉动；在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的组成则是多元化的，房地产商和其他建设商都可以介入城市的建设。据张鸿雁教授介绍，在美国就出现过：商人在建设、改造、推动城市发展，比如开发商建工厂，建大型的楼盘，开发大型的住宅区。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城市的未来。

　　当然，城市不只是开发商的作品，它的建设和发展还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在中国，转型期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个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往往各有不同，并且不断变化。但总的来看，目前各地出现的“造城”热潮，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当地政府在“推波助澜”，政府成为改造、建设和经营城市的主体。价值规律在造城中能够起作用并得到体现的机会还不多。

　　在政绩对行政官员的驱使下，形象工程随之而来，虽然这有些华而不实，但比起完善教育、卫生、环保体系更能立竿见影地推动高经济增长率。在官员们的如意算盘下，花岗岩铺就的城市广场一个比一个大，汉白玉的精致雕塑装饰一个比一个气派，然而晴天烈日下，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美国建筑师协会一位前主席直言不讳，“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正在重蹈100年前美国或欧洲一些城市的覆辙。那场运动的特点就是专注于纪念性和表面文章，搞花园式城市。”

　　我们今天能举出几个值得推崇的城市呢？

　　问题不止这些。有人在考察当前的造城运动时还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城市规模的扩张往往是地方政府预先设定，而非由产业扩张来推动；待到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土地“造城”时，却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产业去填充它。

　　中国的城市发展一般都是5年规划(与一届政府任期大致相同)，并且还不得不面临资金短缺、人口众多、资源紧张的巨大压力，而这种短期规划往往造成建设性破坏，给人们带来了许多难题和困扰，比如交通拥挤、电力短缺、环境污染、疫病流行等等——就是通常所谓的“城市病”。

　　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中，“ 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现代建设的历史重任，也是有效解除阻碍中国现代化推进的‘瓶颈’约束，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如果城市自身恰恰都不能协调地可持续地发展，又如何奢望它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造城与以人为本

　　毋庸讳言，中国的城市化存在着种种不协调和矛盾，这促使人们去思索、解决遇到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滞后，主要是因为在观念上存在误区。他说，城市的发展并不必然会引发城市病，但“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无论怎么走，其实都要面临一个根本的限制条件：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事实上却决定着国家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虽然至今还没有这样一个整体规划出台——就如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

　　中国人均土地少，资源约束强，从提高效率上看，发展方向将是大城市化。各地造城时，应该更加节约土地，而这可能带来数量众多的摩天大楼，从而牺牲了人们一些生活上的舒适。有鉴于此，牛文元倡导以城市群组团、城乡结合代替均衡布点、遍地开花发展城市化的方式。

　　目前，有些地方仍以小城镇为主，但专家普遍认为，小城镇存在很多弱点，只能纳入大城市的结构体系。不过也有很多地方恰恰走向了反面，城市建设不断“摊大饼”，城市密度反而更低，没有什么实质性产业，甚至没有多少人，“空城计”可以说所到皆是。传说古埃及人在造船时，曾经认为只要把小船放大就是大船，于是他们就将小船等比例放大，想造出一艘大船，结果失败了。原因在于，大船和小船根本就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船，大船并不是小船的扩大版，需要用不同的手法营造。可惜我们在造城时常会遇到这一认识上的误区。

　　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准确定位，通过对自身资源和环境的分析，指明城市发展方向，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和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中的特殊重要性，则使得城市定位更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些城市由于定位不正确，已经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一些城市一年一个定位，有的城市一任领导一个定位。

　　张鸿雁教授指出，目前“造城”的不足就在于是否与城市的整体规划有机结合，此外还应该充分考虑一个区域的就业机制、自然环境等，“否则可持续发展就会出问题。”

　　还有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时至今日，户籍制度改动不大，加大了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数据是：在城市里的3000万农民工，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仍未留在城市。这部分人只得选择在农村建起小楼房，造价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对城市肯定无益，对农村的发展也不见得好处很多，原因很简单——农村房子效用肯定低。

　　还要考虑到城市认同问题。农民进了城也不把自己当“城里人”，而具有优越感的“城里人”与他们也很难融合。况且，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更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变和市民意识的成长、形成。而尤其对后者，政府目前显然准备不足，办法不多。

　　这些城市怎么造？

　　“造城运动”最遭人诟病的莫过于雷同化和不可持续性(这仅是就笼统而言，因为我们用速成手法造就的一些城市，至今还谈不上什么“阅历”，城市的良性发展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到破坏，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城市出现雷同化其实也是世界性的现象。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标准化、同一化、批量化、流程化和模式化，千面一孔的城市一个个被“克隆”出来。

　　事实上，城市应当是一个有机的复合体——一位经济学家给出的定义：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城市(无论新城、老城)的发展有自己的新陈代谢过程。可惜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按照张鸿雁教授的说法，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应该直接面对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郊区化这三重发展形式，提出新的发展对策和战略。

　　而用上文提及的美国专家的话说，“我们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战略问题，一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是明确要做什么，战术问题则是要明确我们怎样去做。”

　　人类以往的发展经验已经昭示，所有的国家或早或迟都会面临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因此，我们现在对于“造城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索，也是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至今没有发展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造城”模式，这的确令我们尴尬。不过，我们的战略或者说目标则已经相当清晰，那就是：城市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

　　至于战术问题，有关人士建议说，我们应该以规划为前提、以产业为龙头，走政府、开发商和普通市民“三位一体”联手发展城市的道路，把政府一家“造城”转变为社会的整体行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考察，浙江民间投资通过商贸带动城市化，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义乌、柯桥等城镇的迅速扩展，都是与当地集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组织形式、交易手段、市场功能日益创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分不开的。

　　当然，无论工业推动还是商贸带动，民间投资基础领域还只能算作是初级形态，因此浙江省因势利导，又提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针，一方面放宽准入限制，另一方面为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要小看了这个八字方针，它已经吸引了雄厚的以“造城运动”为己任的民间资本，而不少地方政府就是删掉了中间那个逗号，变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弄得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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