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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座城
本刊记者 李远夫 文
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必须达到70%-80%。这意味着最近数十年里，中国将有7.2-8.8亿
人口需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带来居住、就业、生活等方面的深刻转变。人类发展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造城运动”遽然登场。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回味，”我们已经置身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如潮一般高速推进，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地域结构，势不可挡。我们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的思考、选择和行动，将显得极为重要。
站在城市考虑城市，这会使我们总是片面地考虑城市化所带来的空气污染、治安混乱、交通堵塞、人口爆炸等，从而采取一些消极的对策(如限制人口流动、不平等的就业政策)，最终使城市规划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实质上限制了城市发展。
站在农村考虑农村，我们则永远都要输血。纵使政府的财政是无限的，可以给每个农村都修建高等级的公路，但农民还是得起早摸黑到田边地头，对社会经济贡献依然很低。政府也要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城市化。要造城，造更多的城，造更多更多的城————而我们的问题只在于：这些城市怎么造？谁来造？
随着投资、就业、分配等的多元化，中国已经出现若干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大家已经开始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城市怎么造、谁来造，已经不需要也不再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因为每一个人对城市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一座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显示不同的矛盾，没有人敢担保说，造城时已经考虑过所有的合理要求。
地方政府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的作用还会十分重要——但在造城运动中过多的干预了市场，不少政府决策缺乏科学与民意基础，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直接影响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引致盲目竞争、不公平竞争。
一座新城市的建造、发展及其角色定位，更多地取决于地理空间自然禀赋，更多地取决于市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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