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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经 发自北京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货币政策未来走势。
记者：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大家开始关注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
货币政策，你如何预期明年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
夏斌：要正确预期2005年央行可能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首先应分析一下2004年的情况。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会达到多少？我估计12月底只能是2.2万亿-2.3万亿元，增长13.8%-14.5%，如果扣除物价因素的话，也就是增长10%左右。目前的贷款规模确实是有点紧了。我认为央行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他们也想运用“窗口指导”等手段来达到年初预期公布的目标，但我估计，年初公布的2.6万亿元目标是达不到的。
我们已经知道，“双稳健”政策将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就财政政策而言，不用在“稳健”二字的字面解释上多做文章。至于货币政策是稳健的，我认为“稳健”二字不是经济学中特有的概念，是文中的语言。关键要看具体的数字指标，根据今年的情况，我的总体判断是，要么央行打破常规，只公布货币增长目标，不公布贷款增长目标。如果公布，央行的本意，明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大约为2.3万亿-2.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4%左右。当然在其他因素制约下，也许会再高些。这一增长速度相对于2002年、2003年或者2004年来说，不能说是偏松的货币政策，2005年央行会维持偏紧的货币政策。
记者：你是依据什么来判断明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会采取贷款增长14%的偏紧的目标？
夏斌：预期央行明年货币政策之所以会是偏紧的，我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些因素的猜测。首先，央行始终认为，M2/GDP比例过高，社会总体流动性过多。这一点我也同意，但对此如何认识与解决，可能我与央行有不同的意见。其次，央行看到了近几年货币调控操作中的非精确性，央行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实际执行结果。有些年份太紧些，有些年份太松了，实际结果都会偏离央行年初规定的目标值。央行已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前两年的贷款增长是超常的，想平衡一下，所以我预期2005年央行的人民币贷款目标不会像有些人用模型推出的17%-18%的增长目标；再次，央行对明年物价传递有强烈预期，在今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已把一系列物价指标都罗列出来，原材料购进价格已连续两年上涨，工业品价格上升，房地产价格上升，平均劳动报酬上升，企业商品价格上升，尽管央行没能明确告诉公众物价传递要有多少个月，传递程度有多大，具体到2005年CPI会涨多少，但感觉2005年物价传递的压力很大，因此要体现其调控的前瞻性，货币政策肯定不会松；最后，投资反弹压力还存在着。目前停建、取消立项项目资金仅占清理项目总规模的1%，也就是说，清理整顿项目中大多数还得上，准备建的项目还是很多。所以，在这样一种投资压力下，货币政策同样也不会松。
记者：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于明年逐渐退出，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那么，央行在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应关注哪些问题？
夏斌：这是一个非常有实际意义的提问。以上关于贷款增长指标是我对央行的猜测。我认为，如果要实行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必须密切关注四大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总量政策解决结构问题的局限性。其实包括央行在内，许多政府部门都已认识到总量政策调控后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了，而且都呼吁要解决，但迄今为止又未见到很有效的措施出台。现在已不是过去“点贷”时期了，不是可以靠政府或央行确定给哪个企业或行业贷款商业银行就办。现在，货币总量紧了，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之间的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了，这似乎在不断地证明，货币调控的总量政策似乎难以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尽管矛盾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宏观调控时情况好多了。
其次，央行要充分认识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还不完全取决于货币政策单项设计的精确程度。例如，2003年存款准备金率上升1个百分点，冻结了1500亿元资金，这种调控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但又不能过于频繁使用这种工具。回顾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加息0.27%及贷款利率市场化，这些政策措施都对，但如果仔细观察实际效果却发现，却仅仅是起到了一种显示市场信号的作用。当初差别准备金率措施出台时，我分析，这仅仅是一种市场信号，对于不顾一些贷款质量，盲目发放贷款和资本充足率很低的银行，警告你不能乱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但从实际执行结果看，因此项政策仅局限于几个股份制银行和一些小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所占市场份额又很少，所以不会产生多大的政策效应。另外，在加息0.27个百分点和贷款利率市场化两项政策公布时，媒体和公众更看重0.27%的加息，其实贷款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很重要的政策措施，是方向性的、里程碑式的改革，但能不能起到风险定价的作用？当前很难说效果明显，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观察。我主要观点是，央行在近一两年宏观调控中出台了一些好的政策，设计也很精细，如加息0.27%和差别准备金率等，但调控的实际效果是否真正有效，还要取决于微观企业机制改善与银行改革等进展情况。当然，我并不否定这些政策本身。我只是想说明，在当今中国，有效的宏观调控仍不能仅指望于央行的总量政策，仍不能仅指望于央行一两项政策的精细的设计。反过来说，央行在制定总量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当今中国体制的特点，考虑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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