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西侵：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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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一些城市人突然对他们更少善意，返乡成为农民工们的自然选择，然而这却正是最大的

　　□本刊记者赵小剑 胡一帆／文

　　逃离北京

　　“大家都不想干了，想回家！”

　　小陈是建工集团承建的昆泰国际大厦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建筑工。4月24日下午5时左右，小陈坐在几根钢筋上，与记者攀谈。他的背后是昆泰大厦挖了几十米深的巨大地基，数台超级大号圆锥型搅拌机正在轰轰作响，滚滚灰尘不停地腾挪弥漫。

　　记者问小陈，所在的工地是否有人患上“非典”，小陈回答“还没有”，但他强调许多工人都想回家，觉得北京像被瘟疫笼罩，太可怕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的几十名来自河北的同事就已经离开了北京。他们没有领到工钱，只拿到少许车旅费，还是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北去的列车。

　　2003年4月的北京，暂时幸免于往昔肆虐的沙尘暴，却被由SARS病毒引起的恐慌阴云遮蔽得难以呼吸。迎面走来的许多路人几乎都将下半个脸藏在各式各样的口罩背后，口罩上面的眼神是明显的惊恐与不安。

　　然而，事实上，让人更感焦虑的恰恰是小陈们的生存状态。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工放弃土地、背井离乡，选择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谋生手段，力图凭一己之力到北京闯世界。小陈告诉记者，他们二三十人住在40平米左右的两间房子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非典”袭击北京，老板并没有给他们发口罩，宿舍倒是每天都被消毒了，因为“每天回去都能闻到很呛人的消毒水味”。

　　小陈自称自己是江苏人，但听他的口音是分明的广东腔，他几次问记者：“广东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记者又来到位于呼家楼附近一处工地现场。正在躬身铺设路面的一位建筑工告诉记者，这个工地已经有五个民工被抬了出去。记者到工地大门口询问，只见两扇铁门紧闭，不许外人进入。两位头带绿色钢盔的保安，对记者“工地里是否有‘非典’患者”的问题均以“不知道”作答。

　　记者从工地周围人获悉，这个工地已被封锁，工地里面的人用餐是由专门人员送来，通过铁门递进去的。

　　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至2002年11月1日，在京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人口为386.6万人(其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随亲家属占13.7%，学习培训占6.1%，探亲访友、因公出差、旅游购物、治病疗养、旅途中转占1.9%)。他们涉足建筑业、餐饮服务、修理服务、家政服务、商业、运输等各个领域。

　　对于拥有1300万人口的北京而言，顽强地突破现行城乡壁垒、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正是这个城市保持正常运转的齿轮上一根不可或缺的链条。然而，当SARS偷袭北京时，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艰苦、收入最微薄的他们，也是抗“非典”战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没有医疗保险可以依靠，没有故土亲人可以依恋，在SARS的威胁中，他们还要遭受比平日里的白眼更为让人心碎的歧视。

　　据报道，4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乡芍药居小区贴出紧急通告：“在当前紧急预防非典时期，我们小区接到乡办事处通知，要求凡是居住在芍药居10号楼和11号楼的外地人，必须在三天之内搬出北京回到原籍，以免在北京传染上非典，请大家谅解。如若不搬，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落款为“居委会”，通告上没有任何印章。

　　这条“紧急通告”贴出后，立即在小区内外引起轩然大波。10号、11号楼下不少操外地口音的住户聚集在一起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勒令三日内离京，我们能搬到哪里去呢？”“现在根本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也买不到回家的车票，更何况工作就在这里，离开北京我们一家怎么生活呢？”更多的人则在楼上楼下忙乱着搬运行李准备离开。好在25日，太阳宫乡责令芍药居居委会撕掉该通告，并对其进行了批评。

　　对于SARS的恐惧、来自异乡的冷眼与朴素的恋乡之情，形成一股合力，推进了农民工逃离北京的速度与规模。

　　采访中，有民工告诉《财经》：“死也要死在家乡。”4月底，一度冷清下来的火车站再现春运时人山人海的大场面。相当数量的民工背起行囊，踏上了不合时节的返乡之路。

　　4月26日凌晨3时30分左右，记者被楼下的嘈杂声吵醒，原来租住记者邻居家房子的十几名装修工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辆面包车，正将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塞进车中。深黑的夜幕下，他们红白方格的编织袋显得格外耀眼，这群来自内蒙古的北方人将在夜色中逃离北京。

　　北京仿佛一下子清静下来。但这是它的不能承受之轻。

　　蔓延之灾

　　SARS病毒通过民工蔓延至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是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深为焦虑之处。

　　忧虑并不能改变现实的脚步，北京返乡民工携带SARS病毒感染家乡的事例逐渐浮出水面。

　　4月19日20时35分，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定西地区卫生处关于定西县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的报告。省卫生厅组织专家赶往现场调查。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肺部X线的征像，临床诊断两人为非典，一人为疑似病例。

　　甘肃首例“非典”患者叫马某，是一位25岁的回族小伙子，甘肃定西县香泉镇马家坡村人，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至今已经五六年了。发病之前他是朝阳区一家拉面馆的经理。4月14日，他在北京自感全身酸痛乏力，在朝阳区小庄医院就医诊断为感冒。17日从北京乘T151次列车返家。18日到达定西。下车后直接去定西县医院传染科发热门诊就诊，医生怀疑有感染“非典”的可能，14时30分收住在隔离病区的单人房间。19日3时30分开始X线胸片、血象、体温等体征和临床症状符合病例诊断依据。专家组临床诊断为输入性非典型肺炎。

　　马某告诉记者，回京前两天就开始觉得头晕无力，但发烧并不高。当时之所以决定回家，就是觉得北京的“非典”越闹越凶，希望回家暂避一阵再说，没想到却把SARS病毒带回了家。

　　现在他在定西县医院住院接受治疗，交了治疗费等费用5000元左右。记者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输液，声音有些微弱而气喘。不过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渐渐好转。县医院的条件还不错，医生护士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大口罩给他治病。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经飞机和火车返回宁夏的民工已达1.1万人。这些人回到宁夏后，立刻分散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四个市的多个地方，给防治非典型肺炎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不排除这些人中存在感染者，成为宁夏当地人群非典型肺炎的播散者。

　　在太原，一位打工的河南民工，在临汾市转车时高烧不退，被送到传染病医院，后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并免费住院治疗。令人难料的是，这位民工住院期间竟从医院二楼越窗而逃，临行还顺手牵走一部手机。

　　民工的逃跑令临汾市民担忧不已，当地警方随即全力追捕。根据手机信号的线索，警方一度追到火车站，但对方又关闭了手机。临汾警方根据已知线索，推断此人很可能坐火车回河南老家，即迅速与河南警方取得了联系。此后，这位疑似病人在河南林县被发现，送入当地病房。

　　近日，山西固原市公路检疫站截查的两批61人中，就有二人处于发热干咳状态。而在沈阳鲁园劳务市场，每天仍然至少有数千名外来民工在这里寻找工作，其中一些人来自“非典”疫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这里没有任何预防“非典”的迹象。

　　紧急阻击

　　为了遏制SARS在中国更为广阔的土地上肆意蔓延，中央立即公布了一系列阻击措施。

　　4月18日，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坚决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

　　通知特别强调，要阻断农民工因流动就业感染疫病和成为向农村传播疫情的途径。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村民工，像城市居民一样，一视同仁给予积极救治，并实行医疗救助；如果农民染病，要及时送到传染病医院去治疗。对经济困难者，当地政府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如果当地财政经济困难，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而在此之前，按照1999年9月颁布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中的第十六条的说法是“外地来京人员发生疫情时，疫情处理涉及的流行病学调查、疫点处理、应急预防接种、病人隔离治疗等费用，由用工单位承担；无用工单位的，由病人或其监护人承担”。

　　4月23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用于救治“非典”患者、购置“非典”医疗设备等一系用途。关于基金用途，特别强调，对农村居民(含进城务工农民)及未参加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城镇“非典”患者，医院要及时收治。

　　4月25日，北京市建委紧急通知，要求在《北京市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通告》实施期间，禁止外地施工队伍进京，禁止工地之间人员的流动调配，外地施工人员不得擅自离京。

　　市建委要求，严禁施工人员居住在通风不良的环境里，凡居住在地下室的施工人员必须立即搬出，每间房屋居住人员不得超过15人，每人床铺面积不得少于2平方米。工地必须每天对施工人员进行体温测试，并作好记录。每天对居住和饮食环境进行两次以上的消毒措施，对餐具要及时进行消毒。工地配备专职卫生监督员，负责对工地防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建委紧急通知公布后的第三天，记者戴着口罩再次到雅宝路附近的工地现场采访，工人告诉记者，工头已经向他们传达了建委不许回家的规定，并要求他们一旦有发烧症状立即上报，工棚每天定时消毒。

　　记者透过工地围墙的缝隙，看到工地上架起的临时工棚中依然是低矮而脏乱不堪，依然是大通铺。看来改善几十万民工的生存卫生环境非一日之功。

　　被遗忘的角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社会保障体系呈现出城乡分割的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95年《劳动法》正式颁行后，中国城镇陆续建立起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工伤、医疗、失业、养老等各项保险，一套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备。

　　但是，远离土地的城市农民工，多数却与这些社会保障无缘，其医疗保障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记者从北京市劳动局了解到，原则上是允许外地人参保，但主要针对参保者从其他城市转入北京的保险接续事宜。对于负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劳动局，记者有关农民工医保的提问显得匪夷所思。

　　据《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在386.6万北京外来人口中，务工经商人员占76.7%。在这部分外来务工主体人群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3.2%；单位负责人占0.2%；办事人员占3.0%；商业工作人员占18.9%；废旧物资回收人员占1.4%；餐饮服务工作人员占14.4%；修理服务工作人员占3.0%；其他服务工作人员占14.5%；农林牧渔劳动者占2.1%；工业劳动者占15.0%；建筑业劳动者占19.8%；运输业劳动者占2.7%；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占1.7%。由此可见，这部分人群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为主。

　　从受教育程度看，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9.3%，受过高中教育的占15.8%，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8.3%，受过小学教育的占14.3%，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3%。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是这群人又一主要特征。

　　由是，农民工在城市的医疗保障很大程度上寄托于雇主的实力与仁慈，即使在SARS面前亦是如此。

　　在长安商场对面的四星级饭店“中国职工之家”做临时工的苗静静(化名)，此时此刻并不想回到东北老家。23岁的她告诉记者，目前“职工之家”已经停业，但公司给她们每人都发了口罩，每天定时喝预防SARS的中药，并建立了职工专用用餐通道，且每天都会定时消毒。记者问她是否害怕，“不害怕，我反而觉得这里比家里更安全。”苗回答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分析说，农民工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举家到城市去打工者是一种类型，这批具有在城市定居倾向的半城市化农民工虽然没有城市户口，但其生活、工作、学习都与城市居民类似。还有一种就是摆渡式的农民工，这批人经常往返于各个城市和农村之间，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最直接的追求就是经济收入，与社区的联系比较少，对于自身各方面的保障也无力关心。即使有些保障也主要依赖于雇主和流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一些措施。“而对流动性很强的后者我们更为关注。”王说。

　　王延中认为，农民工目前基本上属于自费医疗，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干预力量覆盖到这个社会群体。现阶段他们的保障状况还主要依赖于雇主方的态度。虽然国家的《劳动法》、《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对雇主有一些要求和约束，但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软性约束。除了加强对雇主的约束，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财政资金是社会医疗救助主要资金来源。

　　针对目前的现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抗SARS”专家通过《财经》建议说，各省财政应通过各地驻京办事处对目前处于下岗又不能离京状态下的农民工进行补助，对于患病的农民工给与一定的慰问性津贴，以配合中央的医疗救助。她认为，与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逃走的民工围追堵截，莫若就地给其补助，以稳民心。

　　在增长与发展的天平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财经》采访谈到，“非典”事件对于农民工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他认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而“非典”危机将大大抬高农民工的用工成本。政府已经意识到，当“非典”这类突发性事件来临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居住环境、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农民工，不仅自身受到严重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安危严重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这其实是人类天性中的自私之处——一种威胁只有威胁到了自身利益才会被真正认真严肃对待。”李培林总结说。

　　王延中、李培林两位专家不约而同谈到同一个观点，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模式一直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和核心，GDP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指标，它的持续高速增长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且成为衡量其它价值的基础。尽管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不少决策者心中，经济增长才是第一位的，包括环境、医疗保障、就业、乃至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等构成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关键要素被忽略，造成“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

　　李培林特别强调，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如果经济增长总是一枝独秀，不能与环境、医疗保障、就业等其他相关因素协调发展，一旦底线被突破，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受到来自这些因素缺失的惩罚。

　　“从这个角度来说，SARS提醒了我们。毕竟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与安康，而不仅仅是那一个或高或低的数字。”李培林说。-

　　本刊记者对朱晓超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