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西侵”系列之三：甘肃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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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之一：疫区山西、系列之二：忧患中西部、系列之三：甘肃遇袭、系列之四：有气无力的四川乡镇卫生院、系列之五：分析--农民工在SARS阴影中、系列之六：背景--SARS全国传播链、系列之七：公共危机处理--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系列之八：评论--重建中国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系列之九：经济--不再乐观、系列之十：广交会意兴阑珊、系列之十一：蒋彦永--诚实的医生

　　甘肃省卫生厅称其医疗基础设施和就医环境“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而非典已经叩响了这一西部大省的大门

　　□本刊特约记者毛浓曦／发自兰州

　　4月20日，星期天。一些人在闲散中从甘肃省电台惊悉：甘肃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和一例疑似病例。同时，电台反复播放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通告，寻找与两位“非典”患者同乘飞机、火车人员。

　　次日，兰州又发现一例疑似病例。甘肃各媒体对这些情况均作报道。

　　4月21日后，街头及一些公共场所不时可见戴口罩者，饭店、商场等均醒目地标示“已经消毒”，娱乐场所门前异常冷清，不少干脆关门。22日，记者连走几家超市，往日少有问津的消毒液“早就抢光了”，“什么时候有货不知道”。

　　风声鹤唳。甘肃人猛醒：“非典”真的来了。

　　应对之策

　　4月20日定西发现两例输入性SARS病例，使甘肃防治进入战时状态。此前政府层面的主要工作是动员、研究、部署，当日工作思路即由“预防为主”变为“预防、治疗、控制相结合”。

　　24日，记者到甘肃省卫生厅采访，颇感这里异常忙碌、紧张。在某处室，人们神色凝重，行走匆匆，一位处长正靠着堆满防护服、口罩的办公桌打电话，记者大致听出，是在催要口罩。记者伸出欲与处长握手，处长说：“我们现在都不握手。”

　　发现疫情的定西县，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七项紧急措施，包括对SARS患者和疑似病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省上调集人员、设备、资金全力救治；连夜追查与患者和疑似病人有接触的人，进行保护、隔离、消毒；把4月19日下午与一位疑似病人同乘班机从北京返回定西的30名劳务工，全部收留到定西地区医院观察等等。

　　经追寻，与一例患者和二例疑似病人同机(113人)、同车厢(在甘肃下车约35人)的乘客以及一位“的哥”中，已和绝大多数取得联系，其中有75人留验观察，但均未发现“非典”临床症状。

　　记者在卫生厅采访时，省纪委来人问：通告所说“非典”患者的航班是哪一天的？在获知是18日北京返兰的MU2112航班后，来人长出一口气：“我们领导的航班是19日的！”

　　与此同时，一系列行政措施快速实施：省和各市州地均成立高规格的疫情防治领导小组；组建省级疫情处理组，负责疫情报告、调查处理、防治措施效果的评估、病源学样品的采集与检测等；组建省级医疗救治组，负责指导对疑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治疗；制定下发《甘肃省非典型肺炎应急处理预案》以及多项“非典”防治技术方案；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和有关防控情况等。

　　4月27日，甘肃确认礼县一例死亡属“非典”致死。该青年病前在郑州打工，感身体不适后，于4月22日返乡，25日至礼县留验站治疗。该县已对死者做消毒、焚烧、深埋处理，对与其接触过的人、到过的场所严格按规定处置，同时加紧全面检查802名打工返乡人员。

　　并非杞人忧天

　　看起来，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与广东、北京、山西等地比较，甘肃疫情更难以同日而语。然而，SARS阴影骤至，于甘肃仍有千钧之重。作为大西北的贫困省份之一，甘肃的医疗卫生状况经年积弱，应对大规模新疫情的还手之力已十分有限。

　　4月26日中午，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李存文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幸亏甘肃只有几例，而且是在外地发生‘非典’数月之后，他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我们直接采用。要是这事首发在甘肃，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确实在与日俱增。目前，一些在广东、北京等地打工的人员开始返乡，使疫情扩散到农村的危险性增大。特别是定西县，疫情发生后，密切接触者量大面宽，查找困难，医学观察和隔离观察遇到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以及社会恐慌心理等困难，疫情随时都有扩散的可能。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表示：“我省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和技术条件较差，医疗救治设备、病房消毒隔离条件一时无法达到要求，经费困难，物资匮乏，特别是医护人员防护设备严重不足，控制非典的形势十分严峻。”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据了解，甘肃是一个地方病比较严重的省份，2000年传染病发病率居全国之首，死亡率居西北之首；鼠疫、口蹄疫等26种法定传染病发病并扩散的危险性始终存在；2001年全省结核病发病率较上年继续增长；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近年也快速上升，全省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2.08%，高出全国近10%。

　　“卫生资源相对紧缺，预防保健和疾病控制力量十分脆弱，医疗卫生的发展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矛盾突出。”这是甘肃省医疗卫生系统对自身状况的总体评价。

　　据甘肃省卫生厅介绍，在医疗方面，代表着全省卫生事业发展水平的省级医疗机构，“目前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就医环境差，处于全国最落后状态。”最有代表性的实例是甘肃省人民医院，现有门诊楼和住院部楼均建于上世纪50年代，年久失修，已成危房。

　　兰州以外，基层医疗卫生状况更是乏善可陈。目前，甘肃省有41所较困难的县医院(接近半数)和360所乡镇卫生院(全省1500多个)的基础设施处于西部最落后状态；全省1.7万多个村卫生所有一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修建的，现已破旧不堪，还有少数行政村没有医疗点。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半的村无卫生所；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回族自治县，有四个乡的卫生院每院只有一名工作人员。至于村级卫生机构，根本无从谈起。许多卫生院由于报酬过低，稍有技术的医护人员纷纷调离，导致一些基本的检查诊疗无法开展，甚至上个世纪70年代尚能开展的业务，现在却不能开展。

　　在甘肃省，越是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发生各种疾病的几率越大。有调查显示，甘肃农村贫困人口中有25%系因病所致，陇南等地甚至高达40%以上。这些地方，疾病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制约。

　　预防保健则更为落后。调查显示，在疾病中心应当配备的13种主要试验设备中，状况最好的兰州市疾控中心仅有七种，且使用年限较长，不能正常运行；临夏和甘南两州的疾控中心均只有两种，陇南地区疾控中心一种都没有。

　　李存文坦承：“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其它社会事业的发展，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影响全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根本症结

　　甘肃导致医疗卫生水平低下的因素非止一端，但似乎都可追溯到“投入严重不足”上。

　　李存文副厅长告诉记者，甘肃的医疗卫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还是不错的，那时国家仅卫生系统支援甘肃的人就有10批，达4000多人。“这些年来，支援的人才陆续离开甘肃，政府的投入又很有限，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据了解，省各级财政对卫生事业补助的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卫生总费用占经常性财政支出比例在下降。“九五”期间，全省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保持在4%左右，低于4.82%的全国平均水平；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从23.85%下降到19%；卫生事业费占全省财政支出比重由3.41%下降为2.40%；用于预防保健等社会卫生的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占的比重也逐年下降。

　　目前财政补助、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进销差价收入是医疗机构经济补偿的三个重要来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医疗机构在经济补偿方面普遍出现了“两头掉”的现象，即财政补偿渠道不畅，投入不足，且在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各种医用物品成本上涨的同时，大多数技术服务项目收费价格较低，不能补偿医疗服务中的成本消耗。这种现象助长了医疗机构从药品销售、大型设备检查中得到补偿，扭曲了医疗行为。

　　多年来，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实行两种补贴方式：医院是差额补贴，卫生监督、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是全额补贴。但受财力制约，两者的补贴标准都比较低。

　　零星的数据显示，财政对省级医院的补贴仅占整个业务支出的10%左右，一年的补贴可发一个半月的工资，不足部分需从医疗服务、药品利润中出。但去年以来，药品实行招标采购，药品的价格降低，利润也随之降低；同时，医疗服务收费仍然执行数年前的较低标准。如在三级综合医院，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颅内血肿清除手术的实际成本分别为14303.6元和1605.41元，但实际收费仅为900元和300元，总体上，医疗收费只占医疗成本的40%。

　　卫生厅一位处长称，甘肃全省对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投入每年约4亿元，平均到系统10万职工，每人约4000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人员工资，工作经费非常紧缺，只能维持基本工作。

　　没有足够的财力，人才问题必然突出。甘肃卫生人才的总体状况是“总量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在甘肃10万卫生工作者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40%，有高级职称的仅占卫生技术人员的2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3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3.1人，低于全国和西北五省的平均水平。

　　同时，由于住房、工资等待遇很低，工作、研究条件简陋甚至不具备，甘肃的卫生人才特别的高层次人才大量流失。据称，近年来仅兰州流到北京、广州的卫生人才就数以百计，到国外的也有两三百人。

　　痛于人才的大量流失，甘肃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甚至警言：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数年后社会公益性职能将无可行之策，国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无可用之才。

　　防患未然

　　SARS威胁登陆，目前甘肃省卫生厅已着手研究《西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模式》。李存文介绍说：“国家有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模式，但西部有自己的特情，基础很脆弱，我们研究这个模式，就是为了在西部突发疫情时，以最小的投入及早、有效地控制、预防疫情。”

　　思路是清楚的，但李存文副厅长认为，长远之策是抓基础工作。他将其称为“抓两头、放中间”，即一头大力扶持城市大医院，使其快速发展，使病人的很多难题在这些医院解决，而不是动辄跑北京、上海；另一头抓农村、社区，使民众一般的疾病可随时随地得到诊治；中间引入市场机制，放活中型医院及企业医院，使其与政府医疗机构展开竞争。

　　但在这个方案中，“钱从哪里来”至关重要。李存文认为，主要还是需要政府以各种方式投入。“毕竟医疗卫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