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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财富》：民企安全
《时代财富》：民企安全与发展
《时代财富》：中国民企大变局
《时代财富》记者傅桦
“如果财富的拥有者只是风险的承担者，我们会一个个倒下去。”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所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所想像的承受能力。在众多的海外兵团面前，在政府行为面前，在不断变化的市场风险面前，在欲望膨胀的高层管理者面前，在信用迷失的商业规则面前，在非正当竞争面前，民营企业家有时就像一只扛着财富的“小小鸟，”一不小心就成了“猎人的目标”。
恐惧之一 财富的忧虑
从一介书商，到亿万富翁，尹明善深感得意，但随之而来的忧虑也越来越多，无法解除。经典著作告诉我们，资本家是靠剥削剩余价值致富的。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每年数千万元的利润让尹明善深感不安。接受传统理论教育的他，对自己能有如此大的能耐感到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并无过人的体能，凭什么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他明白，自己在利用逐渐积累的资本获取利润，靠自己经营市场、管理企业的才能获得财富。这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相悖？是否适应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又能存在多久？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冲突，确又客观存在。尹明善潜意识中认定“富人＝有产者＝剥削者”，因此对社会、对员工有一种负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压抑。
即使做了重庆总商会会长，尹明善也常常如有芒在背的感觉，连上街逛书店都觉得有许多眼光在盯着他。有人说：成为富翁的尹明善，的确较之以前活得更累、更难受。
恐惧之二 “劫富济贫”
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
2000年12月15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
1998年4月4日晚10时20分，家住深圳市笔架山庄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明某，开着奔驰车从外面回来，走近他的住所时，被早有预谋的两个人绑架杀害，该案被列为广东省的大要案。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
恐惧之三 遭遇权势
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
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
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逼供，逼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罪”等。
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
恐惧之四：不平等的罪名
2002年4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有这样一篇报道：做家电生意发家的臧伟，生意最大的时候在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南京市拥有四家企业，总资产达3000多万元。还搞起了当时徐州最大的家电商场--徐州贝尔家电商场。
2000年6月9日下午，臧伟办公室来了三、四位神秘人物，半小时后他被“请”走了——为新沂市新安镇镇党委书记魏云峰涉嫌经济犯罪作证人，从此，厄运降临在臧伟的头上。
13天后他被关进了徐州市看守所，彻底失去了自由。在长达2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处在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状态，罪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经过长达6个月的“侦查”后，以“私有企业使用公有企业资金”涉嫌挪用公款之罪名，向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检察院检察长祁树良向记者的解释却是这样的：“对臧伟定挪用公款罪，按照现行的司法解释看来是不能成立的。”随着涉嫌“挪用公款”不了了之，涉嫌“行贿”也不成立，在两次指控罪名均未能成立的情况下，云龙区检察院于2002年又开展了更加“扎实”的侦查，连一些不相干的人员也被抓了进去。该检察院认为：“从目前侦查的情况看，偷税数额已达50万元左右，臧伟的偷税罪是肯定的”。而记者在新沂市地税局、国税局了解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新沂市地税局新安分局蒋少军局长说：“在没倒闭以前，他们一直是按期申报税款的，可以说没有欠税问题。”新沂市国税局稽查局沈耐寒局长说：“如果有，早就查出来了。如果够标准，早就移送司法机关了，不可能拖到现在。”
目前臧伟仍在徐州市看守所接受着侦查，超期羁押已近3年。他辛苦创办的4个企业因此相继关停。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晓陵说，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本身就存在着歧视私营企业的问题。如原来规定：从公有单位向私营单位的资金转移，不论多少，就视之为挪用公款罪；但从私营单位向公有单位的资金转移，不论多少，只能称其为“集资”、“入股”等等，与罪无关，因为那是私人财产。
恐惧之五：地方政府失信
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使正在成长中的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均告诉本刊记者的一个故事：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
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保育均说，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
恐惧之六：产权旁落
四川三通集团是一家当地很有名气的民营企业，两年前，艾欣带着他的团队入主金路集团，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当这家公司的状况开始好转，当地的另一家大股东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动用“司法力量”，迫使艾欣和他的管理团队在巨大的恐惧中交出了控股权。
“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艾欣自嘲说。这真有点“自己本是唐僧肉，打落牙往肚里吞”的慈悲。艾欣因此被一家人物杂志评为当年最潇洒的企业家。在山东，类似的权力转移在一家民营企业身上则能以另一种方式“兵不血刃”地实现。
据《市场报》朱悦华、袁成本报道，山东省郯城县颇具规模的焊接设备总厂，一夜之间被工商部门“更换”了法定代表人。2000年12月5日，在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石得平的企业所有权被变更给了郯城镇城里三街村了。他是从该县内部报纸《今日郯城》上看到工商局变更通知的。5天后，城里三街村在《今日郯城》上发布声明，变更了焊接设备总厂的注册登记号和营业执照，接着对该厂的销售网点下发了红头文件，内容是“原焊接设备总厂的营业执照、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作废，从此造成了企业停产。
郯城焊接设备总厂是家戴着“红帽子”的私营企业。这种挂靠集体、实为个人投资的企业，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很普遍。1998年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大规模地进行过清理、核实并重新登记。
令人费解的是，在与石得平的诉讼案件中，郯城县工商局出现了两份企业登记原始资料。
由于营业执照被“变更”，焊接设备总厂一夜之间停止了运转。面对一天天不断锈蚀的设备，面对几十名失去了饭碗的工人，一家曾经红红火火、产品畅销山东和华东其他地区的优秀企业，一个给当地带来税收、解决就业、经营稳定的私营企业，就这样破败了。
经过一年多的马拉松诉讼，最近，山东省平邑县法院一审判决石得平胜诉，郯城县工商局所做的“变更”无效。但这场不可思议的争执，无疑给焊接设备厂和石得平个人造成了一场灾难，可赢家又是谁呢？
恐惧之七：误入陷阱
不久前告破的深圳市艾比艾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相关公司涉嫌诈骗浙江企业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家骗术并不高明的骗子公司在3年内，竟轻松卷走国内4000余家企业9000多万元巨额资金。其中，浙江企业大约占到15%～20%，被骗金额超过1000万元。被骗的六七百家浙江企业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民营中小企业，遍及全省各个市县，企业的种类五花八门：化工、机械、纺织、鞋革、电器……，因为深圳艾比艾公司许诺：只要每年交纳1.8万元“作业费”，国际市场的大门就可以向他们打开。苦于出国无门的浙江民营中小企业面对从天而降的“机会”，一不小心掉进了陷阱。
如此众多的浙江民营中小企业为什么舍“正门”而入“偏门”？骗术不高的骗子公司为什么如此大有市场？答案令人忧心：许多民营中小企业无法以他们自身的实力，通过正常渠道参与国际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因为它们仍有不少自身难以逾越的限制，仍然遭遇不公待遇。主要表现在：民营中小企业的行业准入禁区多、门槛高；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仍受很大限制；前置审查审批繁杂，许可证过滥。
恐惧之八：商业没有秘密
董辅 先生说，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
2000年11月2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
这在外企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它们的聘用协议里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离职后多少年内不能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离职多少年内应该为公司保密。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条款，看到的却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原企业对此束手无策。
恐惧之九：知识产权的威胁
5月22日，华立集团的董事长汪力成先生在道琼斯公司举办的“2002工商峰会”上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企业产权，我们就没有长远的打算；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就没有长远的希望。而知识产权将成为我们与国际企业竞争的一个核心”。
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
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天津港田集团公司、天津港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标侵权案，诉讼标的3000万元。这是我国入世以来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案。然后，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来华“打假”。“打假团”包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他们在北京拜会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等与打假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并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
日方提交中国的材料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的大约1100万辆摩托车中的近900万辆是盗版日方产品，其中200万辆出口到亚洲各国，有的仅仅把日本产品换个商标而已。力帆、隆鑫、宗申，中国最大的从事摩托车生产的民营企业均在调查之列。
这是中国经济在转轨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以民营企业20多年的历史，和国有企业相比，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只能普遍仿制国外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仿制别人的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早就引起外国企业的注意，中国入世使对方终于等到了机会。
恐惧之十：媒体伏击
据悉，海外上市的中国民企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受到媒体攻击而损失70亿港币。
来自媒体的伤害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夹击”的攻势。董辅先生对最近连续发生的一些民营企业被人在媒体上造谣中伤，造成股价暴跌，使业务造成巨大损失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种事例已经不止一起了。这些被造谣中伤的民营企业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免成为媒体继续捕捉的对象。应该说舆论监督是对的，对非上市和上市公司监督是对的，但是舆论监督往往被乱用。文化大革命有一句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了。现在有的人就造谣，有的人似是而非，不断地重复，你重复我也重复，大家也就相信了，结果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另外在网络信息发展的今天，在网上造谣中伤民营企业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在网上你抓不住他，而且传播也非常快。这种情况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也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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