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会客厅》特别节目--马年，马上遇到“用工荒”

　　相伴十年的“用工荒”“招工难”如何解决

　　新浪财经讯 近年来，中国不断出现“用工荒”“招工难”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这种两难相伴出现的现象更加明显，成为一种覆盖全年的常态，且在春节后更加突出，并呈现出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技能人才和一线普工双短缺的态势。这种“两难”并存现象究竟反映出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领域存在哪些问题，伴随劳务市场十年之久的“两难”矛盾又该如何破解？

　　《城市会客厅》特别节目第4期(总第32期)邀请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刘福垣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王继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教授和博尔捷人力资源集团北京公司总监万磊磊女士作为嘉宾，共同探讨相伴十年的“用工荒”招工难”这个新年热议话题，城市中国网总编冯奎研究员主持了本期节目。

　　以下观点根据交流实录整理，未经嘉宾审阅。

　　1.马年的“用工荒”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刘福垣研究员：今年的“用工荒”问题同往年没有本质区别。在如今中国全面铺开城市化建设、中西部经济发展迅猛的历史阶段，农民工的供求开始逆转，“用工荒”现象十分正常。

　　王继承研究员：目前还不存在刘易斯拐点上的“用工荒”。“用工荒”就是当你的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收入高于或者说接近工业部门的时候，这时候的工业部门的用工就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这个进程就终止，这个时候就遇到“用工荒”。但是我们现在农业部门的产出和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之所以造成现在城市遇到招工难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是一种二元机制分割的体制，导致说即使到了城里面，他的收入也达不到城市平均收益。所以这个就导致从收益比较低的农村地区到城市里也达不到城市的平均收益，就导致招工难。

　　刘尔铎教授：今年暴露的问题并没有本质的特别之处，但是相对于往年更具规模，形势更加严峻。2004年，用工荒只在部分地区出现，主要在沿海城市，随着时间发展，此现象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今天的用工荒发展为全国性问题，不光是富士康这些大企业，一些内地的民营企业也存在招工困难。

　　2、出现“用工荒”的原因有哪些？

　　刘福垣研究员：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企业主结构已不能适应当今的需要是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靠低素质的体力劳动来拼资源、拼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能适应如今的局面。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特别是2007年大危机之后，问题暴露出来。

　　从企业本身的角度看，很多小企业的生命周期短，不死不生，但是因为政府的优惠政策免于破产，这些年顺风顺水。却也因此总是达不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没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力付给工人满意的薪资，成为它们“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刘尔铎教授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是人口出生率的变化。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年份大体是1988和1990年，每年出生2500万新生婴儿。到2009年下降到1580万，最近两年的统计来看是1500万。新生儿连续24年下降决定了如今缺乏青壮年工人的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大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使知识型人才富余而技术型人才短缺形成“大学生就业难”和“用工荒”同时出现的两难局面。我国处于新生婴儿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意味着小学毕业生数量下降，初中毕业生也在下降，唯独高中毕业生没有下降，03年大学毕业生212万，到了04年一下到了280万，一下增加了70万人，05年338万，06年413万，07年495万，08年559万，09年611万，2010年630万，2012年680万，2013年699万，所以大学毕业生连续十年增长。2010年前后，新增劳动力开始下降，2013年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从1988年至今的劳动力构成看，2013年是转折点，总体劳动力开始下降，社会老龄化逐渐显著。在下降的过程中，大学生数量在上升。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这个过程中需要普通劳动力的比重大于知识型人才。现在每年大学生毕业生有600多万，而全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不过1500万，几乎到达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结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结构，相互作用形成了普通劳动力民工荒、技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多重问题。

　　第三个原因，国民对整体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劳动力逐渐追求自我发展、追求生活质量，本地就业也开始增加，很多工人不必跑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这些辅助性的原因也加剧了用工荒。

　　王继承研究员：区域性、行业性“用工荒”“招工难”常态化说明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有所进展，国家的“三农”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使部分农民选择留乡务农。老一代农民工并不想远离家乡，外出工作主要目的是改变家庭生活，提高收入，让子女娶上媳妇或者受起教育。当家乡的经济得到发展，即使总体上不如东部沿海的大城市，他们也会选择留在家乡工作，能够更好地照顾家人。另一方面大企业内迁造成冲击，很多企业向成都、郑州、银川、西安、重庆中西部地区内迁，有效提高了当地的工人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对当地其他企业、东南沿海地区招工形成冲击效应。

　　另一方面，我们讲“用工荒”往往特指青壮年的劳动力，企业对农村里35岁以上的妇女、50岁以上的劳动力问津很少，这种年龄、性别歧视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缺乏有效规制、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放任流，使企业形成奢侈劳动力模式，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万磊磊女士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她的观点：首当其冲的因素就是一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导致很多工人放弃了东部沿海城市转向中部西部工作。据研究，2014第一季度，长三角地区的招聘需求量依然保持在第一位，全国十大城市中，一线城市北京、广州、上海的预期招聘需求持续位列前三位。一线城市消费水平比较高，同时企业的原料、房租、人工的成本都比较高，导致企业的人员薪资不高，使得东西部的薪资差距越来越小，更多的人选择放弃到沿海城市工作。

　　其次，蓝领对工作的附加价值方面有更多要求。以前很多人外出打工有从众这个特点，目的也十分单纯：到大城市挣钱。现在的务工者更加倾向于有目的性的打工，这使得他们会进行综合考虑，比如工资、福利、企业资质、企业美誉度等因素。

　　另外，随着工人受教育程度的提升，80后、90后的新生代有全新的工作观念，他们对生活、工作都有更高要求，更多倾向于办公室的岗位。这导致了基层工人的缺乏。

　　3、解决“用工荒”问题主要靠市场发挥作用

　　刘尔铎教授：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了，农民工工资出现一个逐步上升的趋势是市场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用工荒问题主要应由市场机制自然进行调节。工人供求短缺，工资自然会提高，大学生就业难，就可能导致大学生不得不选择一些薪资低的职业。这些主要要靠市场机制进行调控。

　　刘福垣研究员：问题出现是长期发展形成的，认清自然规律，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调控便是最有效的，调整不能短期完成，是一个长期的发展问题。要保持平常心，不要过于渲染，也不要给政府施压。“用工荒”至少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解决。

　　4、政府和企业该做什么改善和解决“用工荒”？

　　王继承研究员：短期政策要突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一是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异化社保缴费政策鼓励提高工资水平。二是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扶持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提高就业信息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中长期政策要集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职业技能教育等方面。推广部分省市实行的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推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问题，加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政府还应在完善产业园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以职业技工学校为主体加大劳动者培训投入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由于国内缺少制度的制约，很多地区有因为性别、年龄歧视等因素形成人力资源极大浪费的现象。美国1967年出台“国民工业法”，规定企业在招工时限定性别、种族或者年龄阶段，劳动部门、劳动者有起诉企业的权利。我国也应出台相应法律为公民能顺利就业保驾护航。

　　刘尔铎教授：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完全一致，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技工荒现象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短期内不会得到缓解，可能在某些区域、某些行业还会加剧。应该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的基本平衡。应适当缩小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快我国技工与职业学校的发展，提高技工与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可以考虑将一部分三本或发展前景不好的大学、大专改造成技工学校或职业学校，用来培养熟练工人和技能工人。当然，这只是一种讨论。

　　加强对工人的培训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升级的基本条件。工业化要升级，就需要熟练工人和技能工人，需要把工人培养到更高的层次。但是当前我们的技工学校，职业中学的状况不符合这样一种要求，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培养结构有待提高和优化。政府应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维护劳动力市场运行规范和维持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与需求结构基本平衡的这个大思路上选择好自己应该担负的角色。

　　刘福垣：市场化是什么呢？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它有个聚二进三的过程，第二产业的分散成为第三产业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工业产业结构集中才能迎来第三产业，用机器代替人，剩余劳动力涌向生产性服务业、零售行业，这些产业便能蓬勃发展。

　　万磊磊女士：“用工荒”的问题短期之内不可能解决。首先政府必须做好相应预案，实行工学结合等。其次政府和企业必须要给出一些配套福利，比如为工人解决子女的上学问题、就医问题、户籍问题、家里面孤寡老人的照顾问题、租房问题等等。一线城市工人的生活成本问题不解决，随后留人、用人的问题同样得不到解决。另外，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也应做出相应改革，例如技术改革和升级。从企业的角度，很多企业已经不能停留在“抢人”“买人”的阶段，必须要给员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要让员工觉得到该企业工作有好的前景，这样才能留住人。

　　以下为嘉宾提问环节

　　提问：我是中国县域经济报社，我们这期出的关于农民工的文章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信息是人社部的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增加600多万，我觉得和大学毕业生增加的数量都差不多。头版的一个全国农民工的一个数量，人社部的一个统计，也是近期的。还有一个就是报社这块一直也是关注农民工，做了一个整版的画刊“又是一年春来到”，讲述了各地是如何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比如一些春风行动、温暖促就业的一些活动。我分析了一下他的数据，比如进场五千个农民工，一般1/4到1/2的农民工最后有签订就业意向的比例，我觉得这个数应该也不低。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一些农民工在对待保险这块，就是单位是提供保险的，他是选择不上保险的，因为他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支出，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沈迟：我是咱们中心的规划师。

　　冯奎：我们规划院院长。

　　沈迟：我觉得说用工荒的问题从两个方面讲，或者三个方面讲，一个是从企业来讲，本质上还是一个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劳动力成本愿意花多少，你这个企业能够运营下去，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多少年来我们劳动力的效率的提高和工资的提高不够匹配，出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也是逼着这些企业要升级，要提高每一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第二个，要从农民工的角度讲，或者不光是农民工，所有求职者的角度讲，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收益，也就是说，他外出打工的成本，或者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企业就业，他的成本是多少，他的收入是多少，这个是综合性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他的生活支出成本，还有他的享受，刚才王老师也说了，我到这儿工作了，我要有业务生活这方面的，当然还有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单位工作，我觉得这个单位很大，我出去有一种荣誉感，还有这些方面，还有他对自己未来整个的就业稳定性的一个提升，这方面加起来，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的。不管他的文化水平的高还是低，他都会在比较。比如说到北京就业，包括我的一些亲戚，他是别的地方读了研究生，我问他愿不愿意到北京，他说我如果到天津就不到北京，我搞设计的，收入都差不多。农民工也会有这样的比较的，你这个工厂如果办在他们家门口，可能工资甚至比到广东去稍微低一点，他觉得也好，我家里有事可以做。我可以在这里踏踏实实工作，在旁边可以买房子，可以享受天伦之乐，这些劳动者是有比较的，我们还是要从经济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个角度，还是我们从大的区域发展的角度，我们的产业在转移，原来产业在沿海地区比重非常大，现在也向内地辐射了，内地的比重也逐渐起来了。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一方面是劳动力就业不够，还有产能过剩，还有很大量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都是经济发展中，咱们市场规律中必然要存在的事，但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是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面去看。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从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性作用到了决定性作用，怎么体现市场、怎么体现资源配置，我们人力资源就是一个资源，市场要对它有配置。我想有的时候相对于我们的产业布局这方面，国企或者是政府干预的多，我们人力资源的配置更多的是市场配置，政策性的因素有，但是比较我们的招商引资这些，特别是重大企业的全国的布局来讲，人力资源是更多的是受市场作用去进行配置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对于整个劳动力，我现在觉得还没有到了绝对数量的缺少，我们也知道，我们城镇化即便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也刚过55%，多一点。我们从城镇化过程这个规律上来讲，我们还有2、30个百分点要走，还会有大量的人来。我们现在农民他耕种的面积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经济规模，刚刚讲刘易斯拐点，还没到那个时候，劳动力的总体数量还是有，只是我们劳动力的成本、分布，还要在市场的规律下进行调节。我们这些企业也要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改变企业的布局，这个也是我们重要的途径。

　　冯奎：谢谢沈院长。其实我觉得，我最想听到的是沈院长能够讨论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流动的方向、节奏、规律和城镇化的关系，但是我想这是我们回头还要研究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城市中心，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角度。

　　刘福垣：从你们角度就呼吁一件事，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性，一“化”解千愁，包括内政外交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你们应该呼吁的。

　　冯奎：我们一定很好呼吁。

　　王俊沣：最近出了浙江和广东的几个地方调研有一点体会，我非常赞同刚才几位的观点。我觉得刚才刘院长，结合您最后说的那个我再说一下，实际上“用工荒”和户改和公共服务还是密切相关的，像我们去年去了两个地方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是重庆的电子产业园，是重庆市最近三年多户改吸纳了400多人，有一个间接的效果，但是也是最直接的效果，通过户改把大批劳动力吸纳在重庆本地，所以前年和去年六大笔记本代工搬到那儿了，他春节的返工率在东部地区可能是60%几，而在重庆这个笔记本这个地方达到95%、97%，这个和户改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年年后我又去浙江的店口，它也是一个外来农民工特别多的地方，一共常住人口14.02万人，但是外来人口就7.52万人，浙江省整个劳动力的趋势几乎是增加的非常少，但是店口那一带吸引的非常多，就是通过对外来农民工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住房、养老、医疗。我们举个例子，外地住房享受的补贴，医疗这块是外来人看病，外来农民工大病医疗报销50%，对门诊的费用限定不能超过30块钱，他们终结八大社保体系，但是对本地的农民工，就是吸纳这些农民工也有非常大的好处。

　　刘福垣：算总账他不亏，还赚了不少。

　　王俊沣：我觉得还是从政府的层面我非常赞同刘院长的观点，政府不要干预太多，但是你的市民化进程一定要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应该做好。

　　冯奎：今天我们时间非常短，非常荣幸邀请在这些方面有深厚研究的刘会长，还有我们的同事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留下很多话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特别是在我们城镇化仍然保持较快发展的背景下，人力资源和城镇化什么样的关系，如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特别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别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各位专家继续保持联系，希望得到你们在这些方面的指点。今天的活动由于时间关系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