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封面文章：波兰转轨的回顾与反思

　　在15年转轨后，中东欧十国终于获得了发达世界发出的邀请函，集体加入欧盟。在最具代表意义的转轨国家之一波兰，转轨的设计者们——总理、前副总理、国家银行行长及总统经济顾问——与《财经》分享他们的回顾与反思

　　本刊特派记者 楼夷 发自波兰华沙

　　前言

　　今年的5月1日，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中东欧八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斯洛文尼亚，加上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正式加入欧盟，从而完成了欧盟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一次扩大。

　　当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此评论说：“长期分裂的欧洲大陆重新统一。”而对于长期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中东欧各国来说，加入欧盟更意味着历时15年的转轨获得初步成功。

　　始于1993年的欧盟东扩历程，不仅是西欧和东欧在政治概念上的接轨和融合，也见证了前社会主义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艰苦卓绝。欧盟东扩的完成，意味着西欧承认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成果，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市场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将因此发生重大变革。

　　6月30日至7月18日，《财经》杂志记者应欧盟邀请，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等欧盟成员国。其中新成员国波兰的现状尤其受到《财经》的关注。

　　波兰，新成员国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这些年来一直走在转轨的前列。时至今日，波兰已被欧盟认为是“欧洲过渡经济体的成功事例”。但和大多数新成员一样，它存在巨大的财政赤字难题，正面临痛苦的经济紧缩。

　　同样处在转轨中的中国，对波兰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争论。十年倏忽而过，中国改革成就斐然，可是仍然面对宏观经济稳定、国企改革、银行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困扰。就这些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记者在波兰期间专访了波兰总理贝尔卡、波兰国家银行行长巴尔采罗维奇、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勒德克以及波兰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奥洛斯基。其中巴尔采罗维奇、科勒德克、贝尔卡在1989年以后相继担任几届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曾经是波兰转轨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目前他们或执掌政坛、或潜心学术，继续实践着波兰的转轨使命。但谈起转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也印证了转轨的复杂和艰难。

　　本文以两条线索同步展开，一条是记者的采访纪实，一条是对波兰政府四位高层人士的专访。为行文方便，记者对专访的内容按不同主题集纳刊出。 ——编者

　　蜕变

　　与摧枯拉朽般的剧变不同，重返欧洲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长路

　　 A采访纪实

　　7月10日，周末。下午6点，记者抵达华沙。

　　和欧洲其他城市一样，华沙的商店周末不营业，平时也很早就关门。宽阔的克鲁克大街上空空荡荡，街道两旁是一幢幢庞大方正、整齐划一的苏式建筑。触目的是高耸在大街上的文化科学宫——这是1955年斯大林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这座建筑现在已成为波兰人休闲娱乐的地方，有电影院、游泳池等娱乐场所。导游告诉记者，剧变之后，波兰人曾经讨论过是否还要保留这座象征其社会主义历史的建筑。最后的决定是保留，“因为这是我们的过去。”

　　但波兰人已经走出了过去。1989年之后，波兰开始进行导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改革，开东欧转轨国家“休克疗法”之先。而在期望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中，波兰也是最坚定的一个。波兰的入盟申请历程与经济转轨几乎同步进行，尽管1989年以后波兰政府更迭频繁，但历届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把加入欧盟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1989年9月19日，波兰与当时的欧共体签订了贸易和经济协议。1991年12月16日和欧盟签订了联系国协议。1994年4月8日，波兰正式向欧盟递交入盟申请。

　　与摧枯拉朽般的剧变不同，重返欧洲是一条更为艰难的长路。1993年6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首次承认中东欧国家具有加入资格，但要求必须满足一系列条件，如稳定的民主机构、法治和人权、确保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接受欧盟全部立法等。这是一道很高的门槛，要求申请国必须对政治和经济体系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造，不啻于脱胎换骨的蜕变。

　　“但这是必须的，”波兰欧洲一体化署国务秘书彼得拉斯对记者说，“我们不能够跳进没有水的游泳池。”

　　1998年，波兰正式与欧盟开始入盟谈判。谈判繁琐、细碎而旷日持久，直到2002年旨在结束入盟谈判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波兰代表依然讨价还价到最后一刻。2004年5月1日，波兰正式加入欧盟。

　　在波兰采访期间，记者能感受到波兰人对入盟的欣喜之情。“加入欧盟是波兰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波兰总理贝尔卡向《财经》表示。欧盟创建的海关联盟、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意味着成员国之间人员、货物、服务和资金的流动自由。欧洲委员会估计，对新成员国来说，加入欧盟后的头十年会使其经济增长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

　　对于普通波兰人来说，最期待的变化是可以自由出入欧洲其他国家。大多数波兰人对此感到兴奋和期待，尤其是年轻人，感到增添了自信。“我们也是欧盟国家了。”女大学生卡特琳娜对记者说。

　　 B访谈

　　《财经》：能否谈一谈波兰转轨的经验和教训？

　　贝尔卡(总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答案是非常复杂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认为波兰转型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改革的决心无比坚定。当年，波兰的中央计划经济一片混乱。我们是一个有巨大粮食生产潜力的国家，但我们粮食匮乏。我们缺乏电力，有些事情今天波兰的年轻人甚至无法想像。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所以我们决心改变。正是改革的决心把我们推动向前。

　　其次，我们具有广泛的政治共识。从转型之初，波兰的目标就是加入欧盟。我们都希望成为欧盟的一员。为此我们必须做好家庭作业，努力改变经济方面的几乎任何事情。同样，我们也得从欧盟学习政治技巧和知识。

　　第三，我们的政治相对稳定。我知道，在波兰，政治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看，波兰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没有政治冲突和种族冲突。我们有平衡、长期发展的潜力，我们适当地运用了这种潜力。

　　奥洛斯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如果把转轨定义为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在波兰加入欧盟、开始执行欧盟法律的那一刻，就是波兰转型完成的标志点。欧盟的法律定义了市场经济体应该如何运作，虽然它不是世界上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却是欧洲的整体市场框架。

　　科勒德克(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我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制度建设。我们此前因为对市场经济制度层面的忽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大规模的失业；历史留下了太多缺乏竞争性的行业；许多人依然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很多不平等通过犯罪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确实也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微观经济重组,私有化,管理、市场以及公司治理的改善。成为欧盟成员将会导致更多的层面发生改变，包括心理、文化、结构、制度、政策和工具等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至于现在，尽管我们经济的80％已经是私营部门，法律体系也和欧盟趋同，但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在欧盟中生活，需要建立市场的规则。因此转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财经》：外界认为波兰转轨采取的是“休克疗法”。该如何评价这个过程？

　　巴尔采罗维奇(国家银行行长)：“休克疗法”不是一个合适的用语，它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人们总是觉得，“休克令人不快，最好不使用休克疗法。” 这顶帽子一扣，许多问题就没法讨论了。问题是，如果你面临波兰1989年的问题，是应当减缓改革，还是加速改革？

　　我们当时就跟30年前的中国一样，是彻底的国家计划经济。私有经济受限，没有市场，只有命令和各种各样的约束。至于应该以多快的速度解除限制，则要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反应过慢就没有效果。当时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革，例如取消价格控制，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小国尤其需要如此，因为小国没有很多国内竞争，所以必须增加外部的开放。

　　改变体制和机构所需的时间比稳定和自由化更长，但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总是行动越快收益越早。尽早行动，迅速产生竞争，否则就不会有发展。引入竞争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事，比如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而破产。但竞争不可能没有破产。有人会因此失业，而再就业需要时间，他们就会埋怨改革过于迅速，管这叫“休克疗法”。

　　科勒德克：新旧体制的转换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忘记那些什么“急速转变”的想法吧。15年前，我们的确有一些休克，但其中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有能源价格的休克，贬值的休克，利率的休克，某些价格自由化的休克，工资控制的休克。很多措施过火了。我们在三年内丧失了大约20％的GDP。

　　所以波兰的成功并非休克疗法的结果，而是因为抛弃了休克疗法。因为在转轨之初，只有“休克”而没有“治疗”。然后我们的确实行了成功的战略，更关注制度建设以及政府经济政策上的适度干预。

　　奥洛斯基：有人说波兰的改革像直接跳进了市场经济的池塘，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但是实际上，15年前，波兰实行的是保证75％资产国有的经济政策。很多问题并不是、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整体而言，实现私有化没有捷径可走。

　　私有化路径

　　私有化不会仅仅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实现，必须寻找到某种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公司效率的途径

　　 A采访纪实

　　15年以前，波兰主要的工业、服务以及贸易直接由国家控制。15年转轨，波兰社会可以观察到的最大的变化是，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由私人部门提供的。波兰已经是一个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了。

　　甚至媒体也走进了私有化的行列。在华沙，记者走访了波兰最有名的私营媒体Agora。这家媒体在1989年实现了私有化，1999年其股份在华沙和伦敦上市。现在Agora拥有1家报纸，14家杂志，30家电台，还有1家广告公司。该媒体的副总裁海伦娜，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性。“我们是独立的媒体。” 她告诉记者。

　　波兰走的是一条独特的私有化之路。1990年，波兰政府成立所有制改造部，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之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后，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股份出售给个人、机构投资者；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则被出售、配给、转让、并购。

　　1995年，波兰开始实施整体私有化计划，建立了15家国民投资基金，将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0％的512家国营企业约30亿美元资产的60％，分配给这些基金。

　　从1995年11月起，波兰每个成年公民可以象征性地以20兹罗提(约合8美元)购买一份私有化证，每张证可以换一家基金的一股。1996年，270万有权购买私有化证的人中有166万人购买了私有化证，每张私有化证的市场价格约为100兹罗提。采用这种方式，旨在将国有财产比较公平地分配给公民，在保证私有化顺利进行的同时，防止极少数人的暴富和腐败。

　　另一方面，私营部门的发展也是波兰私有化的重要力量。波兰目前的私营部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兴的国内私营企业，而非原有的国有企业，这与捷克等遵循快速“大众私有化” 的国家截然不同。

　　改革15年后的今天，波兰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中私有经济的份额从1990年的28％上升到2004年的80％左右。根据波兰经济、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外国投资和出口促进司提供的资料，波兰私营部门2001年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62.9％，提供了工业产量的72.2％，并保证了74.8％的工作岗位。

　　 B访谈

　　《财经》：波兰是如何完成私有化的过程的？有何经验和教训？

　　贝尔卡：私有化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我们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成功，这是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行为。因此，我们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来推进私有化进程，包括上市、管理层和员工收购以及直接卖给外国投资者。我不认为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

　　俄罗斯大规模地采用认股权证私有化，但这种方法为造就寡头提供了契机，使得财富迅速聚敛。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其后果。捷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至少不完全成功。它带来了整体的混乱，使得捷克的公司无法顺畅地发展。

　　私有化确实是好事，但你必须采取多种方式灵活地处理。

　　科勒德克：在错误的条件下私有化，并不会得到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管理水平和利润。私有化要求有控制和监督体系，有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需要相关的法律、机构和制度，更需要懂得如何管理这些资产的人。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证对资产的正确配置。我任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时，曾被人批评放慢了私有化的速度。我的回答是，私有化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节奏——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配套。快速私有化即意味着资产被廉价出售。

　　奥洛斯基：捷克等国家试图采取认股权证私有化方案，一夜之间便把企业都交给了公众，企图激起一场私有化的高潮。但未能奏效，原因是私有化不能仅仅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实现，而必须通过某种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公司效率的途径。

　　私有化的基本问题是寻求所有者的问题。国家固然是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主体，但作为企业雇主，国家显得力不从心，它并不能保证高效率以及预算硬约束。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一个好的所有者，它能够保证企业高效运作并且具备良好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任何把意识形态要求置于公司效率之上、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的方案，都是错误的。

　　《财经》：私有化是不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的最佳出路？

　　奥洛斯基：如果谁能想出一个办法，不通过私有化也能让企业高效运营，那也可以。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例子。国有公司日渐失去其竞争力，我们需要高效率的公司，私有化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工具。

　　当然，私有化策略并不一定带来成功。如果这个工具运用不当，结果可能不理想。不谈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着力于让大公司更加高效地运营，是对社会最为有利的事情。无论企业的利润是流入私人所有者还是公共所有者的口袋，效率是最重要的。

　　波兰的经验是，大公司的私有化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一家一家去做。如果你想为每一家大公司找到一个有效率的所有者，都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小企业的私有化显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你可以通过某种综合机制来统一解决。

　　科勒德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管理和公司控制。私有化从长期来看，的确比国有好，即使是大型国企。但必须非常小心，必须有相应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当你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标的时候，就可以私有化：首先，改善微观管理。其次，增加政府预算收入。

　　我们在私有化的时候总是试图同时解决社会问题，要求购买者在一定期限内不要解雇一个工人。但是期限过后他们会解雇20％到25％的工人。这也是高失业的原因之一。投资者不在乎就业率和社会状况，他们重视的是最小化成本。

　　贝尔卡：在企业需要资本时，内部人私有化并非好的解决之道，因为管理层和职工没有足够的钱。当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中小型企业是有可能成功实现内部人私有化的。但即便这些公司也需要充足的资本，因而最终这些企业的私有化将成为内部人私有化和外部私有化的混合。至于大公司，内部人私有化根本不可能。

　　银行改革与私有化

　　银行体系是否稳定，与是否对外国银行私有化无关，良好的银行监管体系才是关键

　　 A采访纪实

　　银行的私有化，是波兰转轨路途上的重要一步。如今，波兰已实现了银行体系私有化，而且外资占据主导地位。

　　据波兰外资促进局和波兰国家银行提供的资料，1993年，波兰共有87家商业银行，其中48家由波兰人控股，10家由外资控股，其余27家由财政部直接和间接控股，两家由国家中央银行控制；但是到2003年，商业银行总数缩减为60家，由波兰人控股的银行减少到六家，而由外资控股的则增加到46家，且外资所占股份超过80％。

　　中东欧国家的银行部门在经济中扮演了资源配置的关键性角色。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重建一个有效率的银行部门，其最大困难在于原有的国有银行部门的阻碍。这些国有银行部门并不按照风险管理原则行事，而是向那些受到政府财政补贴、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性贷款，因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造成了银行的预算软约束，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又和企业预算软约束一道，形成政府的预算软约束。

　　在转轨之初，在冲销原来的不良贷款之后，许多银行的资本金实际为负，在技术上已经破产，而国内的资本或公共资金都不足以注入这些银行。此时，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捷克将银行出售给一些国外战略投资者，后者在资本、运营、风险管理、监管等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些国家的银行多为中小银行，外国投资者也较容易接受。

　　记者采访得知，波兰特别发明了将本国银行和外国战略投资者“配对”的方法，即把一家本国银行和一家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外国金融机构“配对”，由后者向前者补充资本(实际上达到控股)，进行内部治理改革和风险管理，重新规范该银行的信贷行为。最终，外资银行成为银行体系的主导力量。

　　然而，外资银行私有化被外资主导依然令波兰人担心，比如是否会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困难。科勒德克认为，对是否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B访谈

　　《财经》：在中国，有人担心银行私有化会威胁金融稳定。波兰当时是否有类似的恐惧？

　　巴尔采罗维奇：如果没有私有化，稳定也没法保证。如果多数银行是国有的，就会产生大量坏账，对稳定不利。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私有化策略。至少在波兰，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银行业危机，而且我们的银行的效率提高了。

　　没有私有化就没法从根本上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因为最重要的是谁掌控局面，谁制定最终的政策。经济必须与政治分离，避免国家直接干预。没有私有化就不能达到这一点。银行也是一样。如果经济要自治，银行早晚要私有化。

　　奥洛斯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银行部门。没有高效率的银行机构，经济效率也就难以实现。

　　商业银行应该是私有的，它们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并不能强迫企业去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而银行可以充当资本利用效率和财富卫士的角色。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中国和波兰都应该鼓励银行尽量提高效率。

　　《财经》：波兰把银行卖给外国投资者是否明智之举？有无其他选择？

　　贝尔卡：外国人拥有银行并不会危及国家稳定，但我认为最合适的是既有国内银行也有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要挑选最能带来利益的市场，他们不愿意为小企业小人物服务，也不愿意建立全国性的零售网络。只有国内银行才会做这种事。所以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是有一部分外资银行，有一部分国内资本控股的银行。我不认为银行应该掌握在国家手上，因为这会诱惑政府以扭曲的方式利用银行。

　　巴尔采罗维奇：私有化开始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还很短，国内买主并不多。国内投资者或者没有足够资金，或者没有专业经验，不懂如何经营银行。我们只能选择，要么在几年之内迅速完成银行私有化，这显然会导致少数外国资本控制银行业；要么允许银行改革缓慢进行。我们认为，如果继续等待，改革就将被拖延。

　　现在，我们的银行70％为外资所有。这并未导致金融危机，还大大提高了银行部门的效率。余下的最后两家全资国有银行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也被迫提高效率。不出五六年时间，我们的银行系统就能赶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确实冒了风险，不仅在于银行私有化，更在于通过向外资出售来实现私有化。所幸尚未出现任何灾难性后果。良好的银行监管体系是其中关键。

　　《财经》：放开货币体系与金融系统是否应当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资本账户的放开与国内金融中心的放开应该哪个先行？

　　巴尔采罗维奇：波兰的经验是，逐步进行，对内对外开放互相结合。起初我们是彻底管控，商业银行无权制定利率。但我们逐步给了国内银行更多自由，并放开资本账户。首先开放国外直接投资，然后逐步放开其他形式的投资。这被证明是有效的，避免了严重问题的产生。

　　《财经》：波兰如何处理银行的坏账问题？

　　巴尔采罗维奇：1993年波兰坏账累积到了危险的水平，我们通过了有关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坏账的特别法律，并在银行里建立了处理坏账的特别部门。我们还将银行私有化，借此避免再次出现坏账的累积。这被证明很成功。

　　《财经》：转轨时期金融系统的稳定是靠什么来实现的？

　　巴尔采罗维奇：首先保证低通胀。波兰央行依宪法规定而独立，负责货币稳定，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听令于政府。它的成功证明，要达成并保持低通胀，早晚需要独立的央行。

　　其次要有金融业监管部门避免危机发生。有效的监管的要件是，监管部门必须独立于政府。监管部门如果发现银行不够谨慎，应该有能力处治这家银行。

　　经济稳定

　　“必须对财政赤字时刻保持警惕”

　　 A采访纪实

　　转轨是个艰难痛苦的过程，宏观经济的跌宕起伏，即为走向市场化的过程难以避免的代价。

　　在转轨的最初阶段，中东欧转轨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主要依赖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统一汇率，开放资本账户。

　　——私有化：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

　　——管住货币：扩大税收的基础，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赤字，实施贸易自由化。

　　在“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看来，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就会恢复快速增长。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转轨国家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济衰退和产出的巨大波动；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现象不再，宏观经济却在转轨初期陷入了“高外债-持续上升的政府赤字-持续甚至加速的通货膨胀”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与此相伴的还有贸易账户的迅速恶化，和本国货币的急剧贬值。

　　但是波兰在三年后，逐渐摆脱了经济萎缩，经济增长率甚至一度超过6％，在中东欧国家一枝独秀。

　　尽管经济稳定增长，并且加入了欧盟，波兰依然面对庞大的预算赤字和外债。尤其是后两者，成为其通往欧元区之路的最大障碍。入盟意味着必须采用欧元，遵守经济及货币联盟的纪律，但是新成员国必须首先满足经济及货币联盟有关预算赤字、债务、通货膨胀和汇率稳定的要求。这意味着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在2006年之前都不可能采用欧元。

　　预算赤字正是波兰最大的软肋。2003年波兰的预算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6％，公共债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7％。为此波兰政府出台了新计划，决心从2004年到2007年将债务和赤字的比例分别降低至55.7％和2.7％。

　　重任落在今年5月上台的新任波兰总理贝尔卡身上。现年52岁的贝尔卡曾两度担任财政部长，身受商界人士的赞誉。他于今年5月被提名为波兰总理，随即遭到否决。7月初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他刚刚于6月24日重掌总理职位。他将带领波兰实施“痛苦”的财政改革，推行紧缩政策。

　　 B访谈

　　《财经》：转轨期间，波兰解决了财政赤字、外债高筑及通胀加速的恶性循环等问题，保持了经济的稳定，此中有何经验？

　　巴尔采罗维奇：必须对财政赤字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低估它对经济稳定的威胁，因为总会有人试图增加财政开支。主要手段是削减财政赤字，其中最好的办法是加强立法，减少开支。减少开支比加税强。

　　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始任职副总理的1989年后期，大刀阔斧削减开支，得以降低通胀。当我在1997年～2000年第二次入阁时，通过了部分的税制改革，削减了过高的开支。但这还不够。我们面临很多阻力，因此货币问题在波兰持续至今。

　　《财经》：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对波兰为何如此重要？

　　巴尔采罗维奇：波兰加入欧盟，就要承诺加入欧元区。为此必须满足若干条件，包括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我们知道，伴随着高赤字的高公共债务是很危险的，越快降低赤字，对经济增长越有利。因此，即使不是为了加入欧元区，我们也必须符合这些标准。但是鉴于我们的财务状况，我们不知道这个最佳战略是否能够在波兰执行。我们的预算赤字很高，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但是不清楚这种情况什么时候能够消除。

　　奥洛斯基：作为欧盟成员国，我们必须符合一些经济条件，其中就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此外，波兰的资本相对缺乏，国内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偿还政府欠债上。这是波兰准备收紧财政政策的两个主要原因。这样不但抑制政府吸纳国内资本，而且加快了引进欧元的速度。这并不是一个为了抑制通胀而采取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为了实现结构性目标，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远远超过紧缩财政政策起到的负面影响。

　　贝尔卡：我们的计划是在2007年将预算赤字缩减到3％以下。波兰加入欧元区的时间有可能是在2007年之后，但一定会在2010年之前。为此我们必须合理化预算开支，这正在进行中。

　　《财经》：面对目前庞大的赤字问题，有什么具体解决措施吗？

　　贝尔卡：解决财政赤字的措施主要有两个办法。其一是刺激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多的收益。其二是减少开支，或者削减在社会失业、行政支出和现金支出的增长幅度。我们正在清理这些支出项目，这在近期的预算中已经有所体现。

　　巴尔采罗维奇：首先必须减少开支的最大部分。我们首先削减最大宗开支——社会开支。这是波兰与中国的一大不同。我们在社会福利上开支很多，但有些是无的放矢，并没有给予穷人，需要改革。削减开支之外的另一个可能选择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但这会造成通胀。我们的宪法规定，央行不允许赤字货币化。同时，波兰央行是独立的，能有力地防止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因此开支早晚得削减，早比晚好。至于谨慎的财政政策何时能够真正实现，这取决于政治家。政治决心非常重要。

　　奥洛斯基：我们需要更加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公共部门。通过精简效率低下的机构，还能省出一大笔钱。这不仅仅要削减开支，更要改善波兰的公共金融、税收和交通系统，使之更加有效，减少资金流失。

　　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削减用在刀刃上的开支，而是找出那些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或者根本不应该花钱的地方。这是一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并非穷国在遇到危机时候采取的削减开支计划。

　　如果改革计划实施恰当，不会有人受到任何威胁，尤其是紧缩财政政策的负效应会被经济的快速增长所抵消。

　　社会稳定

　　“波兰最大的教训在于，不应该限制企业裁员，而是应该鼓励合法的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是惟一能够真正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

　　 A采访纪实

　　加入欧盟，东欧人们普遍预感到前景中更为巨大的变化。从5月1日起，新加盟国家的产品打上“欧盟制造”的标识；这些国家的海关将停止对彼此过往货物征收关税；欧元将在这些国家的部分商业网点率先流通；这些国家的公民前往欧盟其他国家旅行和常住的手续将大大简化，等等。

　　今年24岁的大学生卡特琳娜即将大学毕业。她并不打算找工作，而是计划去德国读书。她已经会说英语和法语，还打算学习德语。“现在我们是欧盟国家了，应该学习欧盟更多的语言。”她说。

　　对于这样的变化，也有一部分人感情复杂。“现在贫富差距非常大。”导游阿卡说。老人尤其感到失落。在过去，即使失去一份工作，政府也会安排好生活，但如今，一切都要靠自己，一旦失业，除了退休金可能就别无所有。

　　58岁的司机马克拉扎塔干过各种工作。他告诉记者，退休金大概每月不到1000兹罗提，而普通的住宅每月租金就要700兹罗提。“过去大家都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体面地生活，”他说，“现在人和人不同了。”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在加入欧盟后才出现的。作为转轨的直接后果，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会承担转型的成本。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是波兰转轨期间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加入欧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依然严峻。

　　 B访谈

　　《财经》：在转轨过程中，波兰如何解决就业问题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科勒德克：转轨过程要尽力避免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这方面波兰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在波兰，如果GDP的增长率低于4％，失业率就会增加。再者，转轨时期政府没有财力来补贴失业工人，失业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数量众多的非竞争性传统工业运行毫无效率，处于亏损之中，尤以采煤业为最。这些部门的重组仍在进行之中。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障缺口和相应的财政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养老金缺口。我们目前有着一个和中国相似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缺口将越来越大。改革这一体系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我认为目前可以做的是把好的资产私有化后用于养老基金的资本化，将私有化和社保改革联系在一起。这样你们同时做好几件事：创造资本市场、私有化，改善管理，并且解决更为长期的老龄化问题。

　　贝尔卡：我们鼓励经济增长，同时我们还调整了劳动市场政策，使得企业雇佣人员更加方便，风险更低。

　　没有经济增长，就无法降低失业率。目前的经济增长率近乎7％，如果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能够维持该增长率，就能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尽管很多国家经历了增长却没有创造就业机会，我希望波兰不会这样。我也知道，对于大规模减少失业而言，增长不可或缺，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我们修改了劳动法案，使得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减少了企业雇佣人员的成本。

　　巴尔采罗维奇：波兰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教训。我们的失败并不在于改革过度，而是改革不完整。比如劳动法过严，劳力税务过高导致劳力成本过高，政治干预使相关改革无法继续进行。

　　奥洛斯基：波兰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安全网络，尽管其运行不尽如人意，有诸多浪费，但起码这个网络是存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改善这个网络的运作。我们以前的福利制度太慷慨了，补偿金的比例远远超过相同经济水平的其他国家，失业工人的救济金是根据他们以前的工资水平换算出来的，所有失业工人都能得到同样的失业救济。

　　波兰的失业问题可引以为鉴。大的国有公司在出售时，可以在最初几年要求限制裁员人数，或者规定合理的补偿办法。波兰最大的教训在于，不应该限制企业裁员，而是应该努力为创造新的劳动机会提供更好的条件，尤其是在建立小型企业和服务业方面。应该鼓励合法的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是惟一能够真正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

　　尾声

　　7月11日，周日。

　　在华沙市中心，记者瞻仰了矗立的密支凯维奇铜像。这位19世纪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著名的诗篇《给波兰母亲》中写道：

　　“波兰母亲啊，

　　虽然一切民族、国家、教派都说要相爱，

　　虽然全世界都高唱和平，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难的死亡，

　　只有不能获得光荣的战争。”

　　此诗写尽了波兰民族长期被外族瓜分统治以及反抗失败的屈辱和悲哀。波兰在历史上不断经受侵略、占领、毁灭和再生。通过和平协议的方式，加入国家联盟，参与国际事务，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对历尽劫波的波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无论如何，我们支持加入欧盟。”司机马克拉扎塔夫妇对记者说。“和过去相比，最大的特点是，过去我们不知道未来将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未来会更加美好。”

　　尽管波兰还面临着管理宏观经济波动、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减少失业、加强社会保障等艰巨任务，但是加入欧盟这一世界最大经济体本身就已表明，15年曲折已是过去，波兰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不再回头。

　　科勒德克这样概括：“转轨是系统性的重新设计和重建，是发展的途径，转轨总的方向是市场、民主化，加入欧盟，融入世界经济。”-

　　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

　　波兰现任总理。1952年1月9日出生，毕业于波兰罗兹大学社会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6年，任波兰财政部、所有制改造部和中央计划署顾问。1997年在齐莫谢维奇政府中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8年起，担任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经济顾问小组的负责人。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出任米莱尔政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但于次年7月2日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2004年5月，贝尔卡被任命为波兰总理，但5月14日众议院未通过对贝尔卡政府的信任表决。6月11日，他再次被任命为政府总理。6月24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对贝尔卡的信任表决。

　　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

　　现任波兰国家银行(即波兰中央银行)行长。1970年毕业于中央计划和统计学院(现为中央经济学院华沙经济学学院)。1974年在纽约圣约翰大学获得MBA学位，1975年在中央计划和统计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1989年9月，巴尔采罗维奇成为波兰第一届非共产党政府的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同时也是内阁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负责执行波兰经济的快速稳定和转型计划，这也被称为“巴尔采罗维奇纲领”，更被广泛称为“休克疗法”。1991年12月，巴尔采罗维奇卸任。1997年至2000年6月，再次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同时为内阁经济委员会主席。2001年1月，被任命为波兰国家银行行长。

　　哥泽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

　　现任Leon Kozminski 企业管理学院的转型一体化和全球经济研究所主任。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经济学家，教授。1994年至1997年，首次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7年去职，转而供职于联合国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7月再次出任波兰左派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2003年去职。

　　科勒德克博士著作颇丰，他的两本书《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在中国流传甚广。

　　韦托尔德.奥洛斯基(Witold M.Orlowski)

　　现任波兰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生于1962年，是宏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转型经济。1993年至1997年在世界银行工作。是独立经济研究中心NOBE的创始人之一。目前是统计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内阁宏观经济委员会成员。在罗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是哈佛大学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

　　本刊记者余永桢、王丰、李琰，实习记者时安安，实习研究员Thomas Clouse、Abiel Reinhart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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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2004年8月20日刊目录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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