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直选不是唯一

　　本报记者 何忠平 康 庄 成都报道

　　新都位于成都市北郊，这里也是明代宰相杨廷和、清代思想家费密、现代著名作家艾芜的故乡。2002年第一天，它结束了约1800年的“县史”，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

　　记者在对新都区长达半年的关注之后，最近一个月，又七赴新都采访调查，深入到 农村、城区、基层官员、普通市民、学生以及直选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新都模式的面目逐渐清晰。而在其背后，李仲彬则始终以低调处事，婉拒记者的专访。

　　在一次次的交涉沟通中，李仲彬终于答应深谈，而在此之前，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略约知道这个改革推行者的丰富故事，接下来的，只是要得到他的印证。

　　与一些媒体曾爆炒过的长治、宿迁相比，新都无疑正进行着一场对制度有着贡献的实验。虽有人说，这场实验还是人治力量大于法治力量，是区委乃至更高层在推动着……

　　但不容回避的是，就如哈耶克所说，秩序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行动的结果。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真正的起点在于行动者的出现——新都、李仲彬，正是这样的例子。

　　在争议背后

　　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完毕，“直选书记”刘刚毅事后总结了竞选心得。

　　他表示自己感受到了包括认识、责任、监督和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中他感到最深刻的一点就是，“直选书记”经过了更多的“阳光”过程，接受了更多的“曝光”过程，通过了更多的“过滤”过程，受到的监督渠道更多、角度更广、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刘刚毅坦承“自我监督在无形中迅速增强”。

　　同样参加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新民镇副镇长谭小琳，虽然是带着“试一试”和“展示自己”的初衷去参加竞选的，最终竞选失败，但她事后还是分析了落选因素。

　　实地调查时间不够，谭小琳认为这导致准备不充分——从报名到竞职演讲，前后仅3天，其中实地调查2天，集中询问半天，其余时间为在有关人员陪同下调查。

　　演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演讲水平并不能代表全部。于是她提出建议，可否在演讲之前，加一些其他综合测试；另外作为女性，谭小琳认为被男性认同、被社会承认的难度较大，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领域。她观察到，到会参加投票的党员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

　　“注定这是一次艰辛又痛苦的实验。”李仲彬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因为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裹协在新都这么多年来的基层民主推进的全过程中。

　　因为直选，新都一位中学老师曾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李仲彬，“你再整下去，要把新都搞垮！”而通过写信、发电子邮件批评指责他的，更是家常便饭——今年春节上班第一天，一位中层干部便给他送去了一首打油诗：“仲彬书记讲得好，落到实处有多少……”

　　但令李仲彬感到欣慰的是，新都民主土壤现在培养得还不错，他坚信新都模式两三年后就可推出，“模式不能推广，那有啥意义？有些东西搞科研可以，但我们不能搞科研啊”。

　　这让人不由想起了四川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岁末进行的一场秘密试验：直选乡长。

　　成都大学的法学讲师王怡观察到，“直选乡长”谭晓秋——也正是上级领导慧眼看中的人选。但由于直选突破了现有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步云乡长直选明确表态不予支持——这也直接致使了那场实质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试验，至今身份仍未明朗。

　　2001年底，谭任期届满，步云采取“变通办法”又进行了第二次“直选”：地方政府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

　　结果，如第一次直选，谭晓秋再次成为乡长。但有谁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谭——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所承受的超重负荷。

　　由于并不存在竞选上一级政府职位的可能性，王怡注意到，作为“不合法”直选试验产物的谭，在现行干部体制内调动升迁的管道就被堵住了。尤其是第二次选举——将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组织人事制度结合起来，更使谭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似乎都失去了升迁可能。

　　最近几年来，谭的同事中升官的升官，调任的调任，甚至当年在他手下竞选落败的村干部，现今的职位都已在他之上，而谭——成了整个遂宁官场中的一个异类。

　　直选虽然在新都成了一种流行和必须，但步云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新都也同样存在。

　　现象与本质

　　应新都区政协主席罗时武邀请，今年4月，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斌曾撰文指出：在新都领导干部目前不可能全部实行直选，这就必须有干部的正常交流和调配。而由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直选出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提拔、交流和调配又如何处理呢？

　　谭晓秋两次竞选成功，除他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外，据学者调查，另一个原因是步云乡近几年搞基础建设“负债累累”，有人表示，谭晓秋走了，那谁愿意来承担债务？

　　针对新都实验，木兰镇前党委书记黄建华认为，现任书记基础好威信高，领导放心群众愿留，本是一件好事，但因为直选也易造成问题：该调走的调不了，该进的进不去。

　　不仅如此，新都的直选实验还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镇党委书记实行“公推直选”，乡镇的其他班子成员怎么产生？如果采取组织任命，党委书记和其他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如果也采取直选，其他成员又对谁负责？

　　吴斌还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为了得民心，直选出来的党委书记在个别地方可能会对下负责多、对上负责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新都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因为直选不是唯一，它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党章》、《选举工作条例》、《干部任用条例》等党内规章对于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选举、领导干部的任职条件和资格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使得直选受到较大的限制。吴斌认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推直选”，还需要得到制度上的配套支持。

　　再则，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老党员比例较大，而老党员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又在逐渐弱化，他们的代表性、先进性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今天已不能得到充分体现。

　　以记者曾调查过的木兰镇为例，共有党员785人，平均年龄54.2岁。其中55岁以上的有405人，其中60岁以上的278人；从学历构成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竟高达701人。

　　除此之外，直选必然带来自我宣传、拉选票、贿选等的界定和区分，必然要对参选者进行监督和约束——但在这方面，吴斌认为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有些问题李仲彬看得很明白，有些问题似乎他并不急着解决。

　　对于直选干部的交流、调配，他的解决思路是，直选干部原则上只干一届，干得好的就由区委直接上调；没能上调的，则继续参加下一届的“公推直选”。

　　只要不许诺、不搞贿选等，在村支书直选中怎么拉选票，他表示“都认同”。

　　铺垫的代价

　　事实上，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党内选举制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选举制度——要在选举制度上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要在县以上的党内选举上进行重大改革，显然，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实践和积累更多的经验。

　　要把新都模式在短时间内复制并推广开来，目前条件似乎也并未全具。因为各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党员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还参差不齐……

　　在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时，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党员出席率，公推直选的整个过程光会务补助费就花了1万多元，由木兰镇入不敷出的财政支出。

　　比如到会的农民党员根据签字，每人发10元的误工费。而在镇政府黑板报上，记者看到去年1-10月木兰镇的财政收入只有320万元，而财政支出却达到了345万元。

　　但另外一方面，新都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血液更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加速作用。

　　因为参加直选有“门槛”设置，第一必须是党员，第二年龄和文化上都有具体要求。可以说，新都的直选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领头人，进行了一次悄无声息的结构“换代”。

　　而且据记者了解，在新都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尤其是年轻人变多了，更踊跃了。

　　“刚开始，也有人怀疑我们在做秀”，李仲彬告诉记者，“现在你看看，一个村支书直选最多有7人参加竞争，这个场面很激烈啊，根本用不着动员”。

　　296个村支书直选完毕，有一个直选村支书最近因为没有兑现选前承诺——公开财务，党员们正在联名要求罢免他。据了解，全区村里的党员大会、支部大会现在也是经常开了。

　　直选村支书，李仲彬认为主要就是解决了村务、财务公开和干部腐败、作风问题；中小学校长直选主要解决了教育腐败，“通过直选，有很多层面上的东西可以迎刃而解”。

　　今年7月准备召开的干部民主评测与去年8月的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

　　据透露，今年除“好”、“中”、“差”三个选项外，还增加了“弃权”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如果“弃权”票多了，李仲彬认为这就说明干部还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

　　去年8月干部民主评测，李仲彬的“作风民主”项得票最差，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弃权”项，而规定是——每张评测票必须要打1个以上的“差”，否则视为废票。

　　那新都为什么要先进行村支书而不是村主任的直选呢？一名官员告诉记者，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共产党领导和党组织建设，“接下来，区委可能会鼓励村支书兼任村主任”。

　　如果李仲彬离开新都，“阳光政府”这些做法还能行得通吗？继任者会不会“开倒车”？

　　李仲彬似乎信心十足，他认为群众拥护不拥护，是一件事是否能做长远的关键。应该说，建立“阳光政府”已在新都区形成了一种氛围，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这种认可的具体表现是：只要局长、镇长们稍有超越权利或做了不公正、不公开、不公平的事情，就会有群众站出来说，你这个不符合“阳光政府”的做法。

　　有一次李仲彬下乡去一个小学考察，刚进校门，学生们就叫了起来，“李仲彬来了，李仲彬来了”。“他们没叫我李书记，这是一种进步啊”，李仲彬平静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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