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时武访谈：“我对新都的未来没什么担心”

　　本报记者 康 庄 新都报道

　　李仲彬出于谨慎考虑，一再婉拒采访，但他在新都6年主政的老搭档罗时武却比较爽快地接受了采访。6月12日的宝光寺，记者与罗时武的话题从一本还未付梓的书稿开始。

　　罗时武是新都人，已在新都担任区县领导17年，李仲彬当县长，他是常务副县长； 李仲彬当区委书记，他是区政协主席。他将新都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前后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直选党委书记》。

　　他说，新都难得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虽然自己“不能像李仲彬那样连节假日都全泡在农村”，但很愿意积极参与到这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来。

　　《21世纪》：新都的改革是全面而大胆的，为什么能在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阻碍地顺利进行呢？

　　罗时武：首先，大气候催生了新都改革。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多次指出，要重视基层民主，要推进村务公开，成都有关领导也很支持新都改革，甚至多次关注新都的试验，客观上为新都创造了外部条件；其次，这跟领头人有关系。李仲彬是个很有政治敏感性的人，他把改革的度一直掌握得非常好，不会越过底线做憨胆大的事。

　　此外，新都的老百姓，从建国以来一直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原来它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老3县之一。与其他地方相比，新都进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试验的基础要厚实得多，比如经济基础、民主意识等。在生存压力仍然很大的时候，如果民主成本太高，老百姓可能就宁可不要。而新都的老百姓得到的是不断拿到手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经济条件好了，就一定有参政议政的需求。

　　同时，新都的改革完全从干部、群众利益出发，是绝对不一样的。

　　说句不恰当的话，我曾经当过新都的常务副县长，如果我来主政新都的话，民主化进程绝对没有那么快。李很好的抓住了机遇。他当过军人，细致，讲究布局，更注重程序性。

　　《21世纪》：你觉得目前进行的新都改革与李仲彬有什么关系？新都已经有多次谣传他要调走，如果李走了，这场改革还会继续吗？

　　罗时武：有一个好的领头人非常重要，我曾经跟李仲彬聊过，他6次面临生死的考验，喝了酒以后带着炮手、水枪手往前冲。你们注意，一般口号是，同志们，冲啊——领导人往往站在后面；李仲彬的这个口号是——同志们，跟我冲。李相信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而不是用兵一时。他最早就提出了16字的“有警必出”。

　　有次农民兄弟之间分家打架，李仲彬去劝架都没有拆开，后来他毛了，吼“我是县长，格老子分开”。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

　　好人，是点的问题，但好官是面的问题。李是新都的一面旗帜。

　　《21世纪》：据我们所知，在新都区领导班子里你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铁杆支持者，又是经常与李仲彬唱对台戏的人。为什么会这样？

　　罗时武：李仲彬刚到新都我们只觉得来了一个英雄，但慢慢地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好官。

　　我最佩服的官员就是李仲彬，打心眼里佩服。但说句老实话，我绝对不会变成李仲彬第二，我还有妻儿老少，我不愿意没日没夜。目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对集体是没风险，但对个人有风险。

　　讲点他的隐私，李仲彬的老婆是下岗工人，目前在火车北站摆了个摊摊做小吃生意，李有时候还会回去帮忙洗碗洗盘子什么的。更为苛刻的是，李竟然要求他的亲兄弟，只要他在成都，就不希望兄弟到成都工作，回老家眉山呆着，家里几间房子，李也不要，让他们凑合着过。

　　《21世纪》：你们自己有没有作过总结，新都当前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失误？你们有什么办法能预防或弥补这些失误？

　　罗时武：李书记谈直选有三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直选更多是凭情感；二是票决的绝对性有碍于领导人选择的正确性；三是票决的错误责任难追究，集体责任就是没有人负责的责任。

　　事实上我觉得直选中还有出现上世纪50年代的党员选21世纪的干部，因为年纪差距太大，出现了一些很搞笑的场面。这让我们认识到乡村党员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必须年轻化，必须主流。事实上，直选后，主动要求入党的农民多了，尤其是年轻人多了，这是我们最高兴的变化。

　　此外学历成为直选的门槛我觉得也有点绝对化，实在有能力的是否还是可以考虑放松。

　　目前我们最希望能有人能有勇气站出来，顶着李仲彬干，最后互相有理有据地对证，这也是我们堵漏最有效的办法。

　　《21世纪》：但这些改革毕竟是在超前地试探，你对新都的未来有担心吗？

　　罗时武：我对新都的未来没什么担心，只是担心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否能完成配套机制建设，因为民主不是万能的。从个人来讲，就是担心自己的进步问题。一刀切不对，但切一刀是可行的，它可以解决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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