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建设健康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

　　文/赵晓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享受钱，穷人享受闲，大家相安无事，各有各的潇洒。但在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穷人活得不开心，住房教育医疗无不让穷人愁白了头。与此同时，富人也活得不开心，紧张焦虑无不有之。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仇富现象"日炽，社会舆论的不断质疑加大了富人的风险感和不安全感，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富人们挥 之不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轮番出现的仇富情绪导致的悲剧会不会也殃及到他们？

　　中国的政策是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走向共同富裕，但迄今为止这条路只走了一半。二十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人均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仍不断恶化，构成了中国仇富的一大背景。从基尼系数讲，中国已是全世界人口大国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值得警戒的事实。另外，有人根据2004年胡润百富榜中100人的财富，并按国家公布的当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进行计算，发现100富豪的收入几乎相当于1亿农民的年纯收入；如果按国家公布的温饱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计算，则相当于近4亿刚好解决温饱的农民的年纯收入；如果按有人统计的中国居民人均财产17408元计算，则100人的财富相当于1400多万普通居民的财富总和(徐静，“三问富豪榜”，载《南方航空(资讯 行情 论坛)报》2004年11月1日)。

　　短短二十来年，极少数中国人暴富的同时，贫困人口减少速度缓慢，贫富之间的差距接近警戒线，在这样的背景下，仇富心态和现象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中国富人的奢糜消费和穷人的极端困境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仇富的背景。据调查，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并且还在迅速增长。迅速富起来的中国人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着自己心目中的奢侈梦。但是，伴随着富豪榜的轮番轰炸，富人和奢侈消费的话题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关山岳，《南方周末》报道)。据媒体报道，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北京西客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吉品鲍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家务农的六个亲人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血汗收入。显然，这样的两极分化的消费每天都在强化人们对贫富分化的感受。

　　“仇富”现象的加剧还与富人财产来历不明联系在一起。关山岳分析：“在国内，活跃着一大批的神秘富豪，他们的财产来源、规模、去向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确实在奢侈品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购买力。总而言之，目前的奢侈品消费群不应该剑走偏锋，衍生出畸形的攀比心态。”

　　这一分析与在下的判断不谋而合。笔者曾最早指出，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这部分“转轨富豪”许多都是“问题富豪”。他们财产的真实状况虽然扑朔迷离，但总的来说其来源一直让人怀疑。

　　单就2005年而言，就有许多人们熟悉的富豪和他们背后的“系”没落或干脆崩溃，如刘虹之于成功系、鄢彩宏之于鸿仪系、魏东魏锋兄弟之于涌金系、顾雏军之于格林柯尔(资讯 行情 论坛)系、张良宾之于朝华系、张海之于

健力宝系、葛政之于金信系、许振东之于青鸟系、邱忠保之于飞天系、肖建华之于明天系等等。诸多事例说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速度在加快，企业家被淘汰的速度也在加快。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接二连三地倒下，他们之间有什么共性，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就制度而言，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地看到了“腐败官员+金融犯罪+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组合，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们结成了“你发财、我发展”的权钱交易的神圣联盟，通过上市、融资、公共工程等渠道公开掠夺国家及公众资产。但是，中国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也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们”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但是，中国企业家们容易出事也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和成熟的价值观，当然也没有良好的商业精神。事实上，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经营企业的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是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而是试图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显然，怀抱如此赌徒兼暴发心态的企业家是很容易以身拭法、出事犯事的。

　　在清教伦理所导致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马丁#zhPoint#路德倡导的“尽力的赚钱、尽力地省钱、尽力地捐钱”被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企业家奉为圭臬，所以西方社会一直有着奉献财富的美德。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认为：“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耻。”信仰成为欧美国家的公益文化源远流长的关键，也成为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本来，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然而中国的富豪们在这方面表现却乏善可陈。据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的捐助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GDP的0.05%。而美国同类数字为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显然，富人的吝于奉献使得富人为富不仁的形象更加确定不移，富人无法由富而安、由富而贵、由富而乐。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的缺陷又常常会加剧企业家们浮躁和赌博的心态，而这两者的互动便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最严重的一点大概就是在当前产权制度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实际上无法对财富保障有充分信心，这样，即使他们表面上有了恒产，也很难象孟子所说的那样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其行为表现仍然会象一个赌徒一样——事实上，邱忠保不就是一个嗜赌如命的真赌徒。

　　所以，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以经济改革单兵突进的中国改革至少存在三点明显不足：一是在经济层面，财富的积累和发展迄今未能建立起完善、成熟的游戏规则；二是在社会平衡发展层面，缺乏收入分配的应有调节、导致财富鸿沟不断加深，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三是在精神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远大理想与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以上三个层面的变革，需要政府、社会、民营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量”的改变，即必须产生更多类似于浙江的草根企业家以及中关村的知本企业家，以改变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色，改变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负面评价。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