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创业总裁李肃挑战郎咸平实录(5)

　　

　　2005年1月15日18:30-21:00，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挑战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论坛在清华大学创新大厦上演。图为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主持人：

　　刚才李肃先生的精彩观点其实就是，郎咸平的四大理论，叫“改革失败论”，“国进民推论”和“保姆归位论”和“金融倒退论”有重大错误，之所以这么多人追随郎教授——是由于他给我们描述了很大的社会公平思想。很多人对公平的追求往往对自己来讲是很有利的，并且也是一种社会未来的憧憬。这个观点仅代表李肃先生个人的意见。

　　我们通过刚才的问题很好的回答了为什么郎教授能够引领一种社会思潮。

　　李肃：

　　我还想谈一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国民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情绪。现阶段我国社会有三个明显特征：

　　其一，新一代领导人总体来说是亲民政治的倡导者，社会环境整体趋于宽松；

　　其二，

中国经济正在告诉健康发展，GDP的增长，外汇储备的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都居于世界之首；

　　其三，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发达国家已经感到中国的威胁，周边邻国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

　　在此社会环境下，我们需要和谐融洽的国民意识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相适应；需要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经济的高速成长相互对接；需要超日赶美的民族情绪与国际地位的提高相互作用。

　　大家看日本战后的社会心态，四五十年代，生活在战争阴影中的日本国民，到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时进行了重大的心态调整与国民意识转变，进而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直至金融危机打击的今天，国民情绪还是聚合在“争常”热情和大国情绪之中。从这一重要意义上说，中国1979年和1993年的两次思想解放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现在应该有一场国民意识和国民情绪的大提升，来适应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和平和崛起。但郎教授的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却是在中国煽动仇富情绪，并把矛头直指所有优质高效的大公司，直指社会的民营企业群体和企业家群体，其社会危害不可忽视。我们去看看荷兰这样的小国，飞利浦公司始终是民族的骄傲。中国经济的强盛需要强大的民族品牌和国际化的大公司，以支撑国家的综合竞争力。郎咸平如此随意地打击中国大企业，贬低中国企业家，这与时代需要的民族精神截然相悖。

　　在煽动社会仇富心理的同时，郎咸平还在到处传播经济混乱论调，把中国经济说成人吃人的社会，民企萧条、农村破败等等。这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尖锐对立。

　　更为严重的是，郎咸平还在挑起改革倒退的风潮，对和谐融洽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郎咸平教授从企业阴暗论入手，把经济黑暗论放大，并不断传播改革失败论的思想，若任其随心所欲，将会把整个社会的消极悲观情绪集于一体，对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我希望郎教授能够自我反省调整，不要用这种方法煽动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的民众不会永远跟着他。我认为现在的政府一定会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也在用积极的态度、建设性的态度重新调整社会公平问题。而郎教授真想对公平负责，他应该好好研究公平问题，来解决公平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要进行破坏性的煽动。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主持人：

　　刚才李肃先生通过对国民或者国家宏观形势，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亲民和睦邻政策等等，最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国民意识、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超日赶美的民族情绪。

　　接下来问李肃先生两个非常尖锐的个人问题。

　　李肃先生您做的是咨询公司，而郎教授不管在任何场合都是郎监管，两个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跟郎咸平挑战，是不是隐约想拿长虹的单子？

　　李肃：

　　说真话，这次挑战和拉单毫无关系，和君咨询作为中国前三强的咨询集团，每年服务客户数十个。中国的咨询市场正在走向成熟，现在客户非常关注的是你在服务过程中的能力和技术，我们公司称之为五力(变革力、系统力、综合力、对接力和参与力)。从目前和君的发展状况看，其瓶颈根本不在市场，而在真正优秀的项目经理和咨询师，如何获得一流的人才，培养一流的人才、留住一流的人才，是我们公司当前关注的焦点。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来挑战郎咸平呢？这得从中国经济环境下，中国咨询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说起。国际咨询公司总体来讲就是一个职责，就是认认真真把企业咨询做好，别管什么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在中国的条件下，咨询公司另外还有两个重要任务。第一是理论创新，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的教授、学者是专注于学问的，但由于条件限制，对现实中企业变革的渗透不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学少识，咨询公司因此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理论创新和提升的任务。像我们做了20年咨询，做过大量的案例，也许能在学和识之间达到更完美的结合。第二是创造环境，中国企业在转型中社会环境非常恶劣，我们有很多客户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出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也就是政治生态问题，帮这些企业当顾问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而包括环境服务，要帮他创造一个适合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国外经济政策的制定，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寻找公关公司，影响议会议员来改变法律。中国的条件下，需要我们这样的咨询公司从第三者的角度改变周边的权利结构。所以，中国咨询业真正的社会责任既有理论创新又有政策参与和企业提升。

　　为什么说郎教授会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负面影响呢？我正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中国的学者有学、少识、无胆，对真正的实质问题未必看明白，对MBO到底干什么未必看的明白。一旦被人攻击为收受企业利益,马上就知难而退了。

　　整体来讲，中国政府官员这几年的学识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国资委一大批的人是有学的，这批政府官员大多数是在企业做过，有过相关经验或者对企业相对比较熟悉的，叫有学、有识。但是由于所处的地位，他也没按个人意见发言的胆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官员对郎咸平的很多错误都无法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态度来批判。

　　而中国的企业家呢，网上都在说，我凭什么认为中国企业家是弱势人格群体？中国企业家真正是不愿意跟他闹的，赵勇最后没辙花钱买了一张票坐在第一排，向他发问。赵勇跟他斗完后，报纸出现了记者追着长虹的发言人问，你们还有什么措施？他们说我再也不提了，这就算完了。中国的企业家在这种理论争论面前总的来讲是弱势的。中国一向有重官轻商的传统，商人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社会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也不愿跟他斗。

　　郎咸平有多少理论？最后在中国竟然无人跟他论辩了。最后他跟记者说“我寂寞，没人跟我斗”了，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从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看，我们觉得有必要出来和他论辩，我不相信民众永远跟他走，我认为错的东西就应该斗到底，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有这种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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