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创业总裁李肃挑战郎咸平实录(2)

　　

　　2005年1月15日18:30-21:00，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挑战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论坛在清华大学创新大厦上演。图为和君咨询总裁李肃演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主持人：

　　短短的20分钟，李肃先生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个“汗”是对自己言论信心坚定的一种体现。刚才我从李肃先生的言论里解读到这样几句话，他从20年前到20年后的今天，看到了郎咸平教授很多的言论，这些言论如果用在20年前，或者过去的某一个时段，也许是正确的。国家改革大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后，郎咸平先生的观点可能会有差异。

　　今天坐在这儿应该是郎咸平教授的位置，我在这里姑且替他伸张点东西，伸张一些言论，但是又作为主持人的职业不能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我到底是偏向李肃先生还是偏向于郎咸平教授，这儿都没法说。我们更愿意相信在这里我姑且代表的是民意。

　　这里是李肃先生挑战郎咸平论坛现场。下面提出下一个问题，刚才李肃先生的言论里有一句话，不惜要与郎教授进行深入的、持久的10年的一场争论，我一直迷惑一个问题，李肃先生在20分钟时间内讲出来的话题就是我在20年前是拥护郎先生的，20年后我进步了，他没进步。凭什么是说郎咸平教授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他就不对呢？

　　李肃：

　　我下决心与郎咸平教授进行论辩后，又仔细研读了他的大量文章和讲话文稿，有三个强烈感受。第一，我为郎教授对经济理论的无知吃惊；第二，我为郎教授对中国现实的无识震惊；第三，我为郎教授大胆狂言的无忌心惊。这三无和三惊使我明白，为什么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和学者在郎教授众多错误言论面前，束手无策、无理可论、集体失语。

　　认真研究郎教授的理论，发现其多数结论都是从两个基点推导而来，一是信托责任的法律常识，二是以财务事实说话的实证研究方法。但深入分析这两个依据和推导过程，就可以发现，郎教授在上述两个问题上都有明显的错误和偏差，把局部过时的法律常识无限放大，用极其狭窄的财务技术无限延伸，并拒此进行不严密的逻辑推论，进而将两个简单常识衡量出来的局部问题放大和延伸为对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批判和否定，从而把真理推向了谬误。

　　下面我将就以上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阐述。

　　第一，明显过时的法律常识——信托责任理论是怎样被郎咸平无限放大的。郎咸平认为，信托责任既是企业管理的法律问题，又是国进民退的体制问题，同时还是社会文化的心态问题，解决了信托责任就可以解决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切。这一错误根源来自他对美国历史生拉硬拽的理解，完全忽视了近50年来，股东所有权与经理人经营权分离、博弈和转化的动态历史进程。

　　郎教授每谈到信托责任时，必提及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及其后出现的证券法和交易法。但是，稍微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并不是职业经理人越权经营，缺少约束的结果，那时的美国经济以家族控制为主导，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微乎其微，美国1929年制定的证券法和交易法其本质是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开来，杜绝百姓的银行存款投机性进入股市，产生

股票泡沫，从而导致股市波动，摧毁社会整体金融信用，避免因银行的大规模破产而牵连社会经济政治动荡。1920—1929年的十年间，美国股市的主要弊病在于各种股票投资者和证券公司大量动用银行存款进行股市炒作，并出现大量股市黑幕交易，最终导致股市崩盘和金融危机。郎咸平在《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的演讲中，大讲美国这段历史，认为证券法和交易法是职业经理人归位的标志，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美国50-60年代所有权和经营权更彻底地分离，职业经理人从“保姆”成为“管家”甚至越位成为“主人”，二战以后的三十年里，这种情况日益突出，特别是在股权分散的美国，经营者内部人控制成为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通病。到了八十年代，日本的崛起威胁到美国大公司的发展，企业股价一路猛跌，由此引发了以杠杆收购为主要手段的股东革命。

　　八十年代的美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已形成了许多规模庞大的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这一时期的投资银行家面对大公司股价下跌，低于实际价值的机遇，进行了金融工具的全面创新，用垃圾债券、并购基金等金融工具聚集资本，进行敌意收购，结束无能企业家的内部人控制局面。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一个欧洲小商人，在美国大投资银行的支持上收购世界级轮胎公司固特易，并在国会听证中传播股东革命的思想。

　　但是，在金融资本大举收购兼并的进程中，金融家如何对企业进行有效的产业整合与内部管理提升，如何调动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成为制约企业良性快速发展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经营者持股、MBO和股权激励等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杠杆收购历史上，金融家联合职业经理人共同分享股权进行收购兼并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时，也有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学习掌握了杠杆收购的金融技巧，借助投资银行的金融服务，进行经营者层的杠杆收购，这就是MBO。MBO的本质就是职业经理人获得与投资银行家平等的杠杆收购的权力和地位，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改变企业的股权结构、解放生产力、调动智力资本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进入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后，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创新浪潮，惠普、微软和英特尔等大公司的创业奇迹，都是通过技术创新人、职业经理人和金融运作人将智力转化为资本的博弈过程。风险投资的风起云涌和纳斯达克股市不断高涨刺激了美国社会经理人持股计划、期权激励计划和个人创业冲动。

　　正是在这样创新变革的全球风潮下，美国的经理人持股加上金融杠杆收购的MBO理论，进一步向智力劳动创新和风险技术投资上市的理论实践演变，专才、管理人才和金融奇才组合创业，将物化资本转化为可以租借、合伙和接受的商品，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职业经理人越来越光明正大的走出“保姆”的心境。

　　由此看来，郎教授将美国的事实断章取义，将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无限放大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的经济理论和法律意识相悖。

　　除了对美国历史的无知，郎教授的经济理论更难让人恭维。他所说的法律常识，本质上是经济管理理论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学者研究的分享经济学。到了八、九十年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开始研究组织内部管理费用与外部交易费用之间的比较关系，并进入到知识资本层面，研究智力资本与物化资本之间的博弈关系，1994年，周其仁教授在我们举办的论坛上已经提出的观点，就是这一问题的前沿性探索，。郎咸平教授在其研究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视而不见，对经济学界的理论命题闭而不论，从而导致其理论判断的片面和错误。

　　另外，郎咸平教授在错误理解美国历史的同时，又将这一错误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引经据典”地把信托责任生硬地与马克思主义搬到了一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劳动力变成商品，被资本雇佣，被资本剥削的本质。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一种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创造了价值，而劳动力又是一种被资本买卖的商品，劳动力购买的价格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之差，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郎教授用错误的逻辑方法将信托责任与马克思主义生硬嫁接，他认为：“由于自由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过速，造成以大欺小，以强压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时空不合的情况下，资本主义遭到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欧美各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化的调整，其最大的举措是颁布了反托拉斯法，即，反对大家族的产权控制，把股权分散给中小股民，建立起权益平等的公平社会。股权分散以后，公司需要信托责任制来约束“保姆”——职业经理人，依靠“保姆”的尽职尽责来实现公平的社会主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推理，朗咸平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信托责任制的，信托责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郎教授这一结论来自错误的逻辑推理，如果郎教授仔细研读过《资本论》，一定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股份制的认识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股东不管如何分散还是资本所有者的食利阶层，职业经理人不管有多大贡献，还是雇佣劳动者，股份公司没有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本质。前苏联把国有当成全民所有，认为这是消灭资本剥削劳动的最佳模式，但是，斯大林的国有社会主义还是出现了效率低下和官僚特权的双重矛盾，被南斯拉夫的铁托批判为“官僚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下，经理人和劳动者仍然是资本的雇佣者，然而，在郎咸平看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是对国有体制的改革，反而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

　　其实，《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个人所有制，信息革命和网络电子商务时代的经济体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所有制。即，一旦网络能够聚合全部的消费者，并且计算机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全世界就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系统，合理计划安排每个劳动者的有效劳动，“各尽所能”与“按需分配”的大同社会就能够实现。

　　与上述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相区别的社会主义，是保留资本所有权的过渡时期，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智力劳动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技术智力、管理智力和金融智力可以租借资本、博弈资本与支配资本，将雇佣劳动收入与利润分享收入以及资本增值收入集于一身，实现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旦信息革命将有效劳动精确计量，一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完全消失，一旦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将逐渐走向全民公平的个人所有制，最终使资本退出历史舞台。

　　由此可见，郎咸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颇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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